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设计危险病原体的门槛正在降低。一个具体且可行的对策是要求核酸合成公司在完成订单前进行筛查。这一过程是连接数字生物知识与实体生物能力的关键“卡点”。由于中国在全球生物技术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仅靠美国单方面的监管远远不够。中美两国都有强烈的动机来防止另一场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因此，通过各自采取独立、可验证的国内措施来实施筛查，可以成为双方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建立互信的实用起点，而非陷入复杂的国际条约谈判。
为什么筛查是关键的“卡点”
核酸合成筛查本质上是对定制DNA和RNA订单的安全检查。当一个供应商收到订单时，它会执行以下步骤：
- 将订单序列与 危险病原体和毒素 的数据库进行比对。
- 评估客户的可信度，判断是否存在可疑之处。
- 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完成、延迟还是拒绝该订单。
目标不是审查每一个生物实验，而是阻止危险的遗传物质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被制造和运送。随着人工智能生物设计能力的提升，风险不仅在于复制已知病原体，更在于 设计出杀伤力或传播性更强的新序列。
生物安全风险具有独特的不对称性。一个系统即使在99.9%的情况下运行良好，但只要一个有能力的恶意行为者找到漏洞，或者一个合规的实验室犯下严重错误，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败。
尽管许多大型合成公司已在自愿进行筛查，但这并非万无一失。一个监管不严的供应商就可能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漏洞。将筛查重点放在合成供应商身上，是在数字序列变成实体产品之前，加固供应链的关键环节。
仅靠美国单方面行动远远不够
一个只在美国境内实施的筛查制度虽然能降低风险，但无法根除它。
- 中国占全球DNA合成供应商约34%的份额。
- 中国的AI生态系统更加开源，通过模型层面进行安全防护的难度更大。
- 如果客户可以轻易地将订单转给监管更宽松地区的供应商，美国的政策效果将被大大削弱。
因此，将核酸合成筛查纳入即将举行的中美人工智能会谈议程至关重要。这是一个狭窄、相对可验证且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它不会影响AI研发本身，而是将责任主要放在合成供应商身上。
中国为何有动力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支持筛查的理由可能比美国更充分。
- 模型风险： 中国的前沿AI模型在生物两用能力上与西方相当，但其内置的安全措施效果较差。其开源的AI生态系统使得用户可以更容易地绕过安全限制。
- 产业风险： 中国正同时大力发展开源模型和生物技术，这种组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使其更有理由加强下游的物理“卡点”。
- 实施优势： 中国在验证客户身份方面拥有天然优势，而这恰恰是筛查中最困难的部分。
- 根本动机： 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不希望再次出现源自本国的类似新冠的大流行。中国已通过《生物安全法》等措施加强防范，其中部分条款可以被解读为要求进行筛查。
此外，华大基因（BGI）和金斯瑞（GenScript）等中国大型供应商已经是自愿筛查行业组织（IGSC）的成员。
筛查不会拖慢生物技术发展
有人担心筛查会减缓生物技术的进步，但这种担忧并无根据。
筛查的成本与应对一场大流行病的代价相比微不足道。在疫情高峰期，新冠病毒每天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美元。
- 筛查并非瓶颈： 订购DNA只需几天，而药物研发则需数年。真正的瓶颈在于实验失败、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批。
- 成本不断降低： 筛查软件已经存在，而人工智能辅助的客户验证技术也正大幅降低成本。
- 自愿参与已成主流： 代表全球约80%合成能力的公司已经在自愿进行筛查。如果筛查会严重影响竞争力，这些大公司早就回避了。
- 稳定市场： 强制筛查实际上有助于大公司，因为它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防止它们被跳过筛查环节、不择手段的小供应商以低价削弱。
一种关于合作的思考方式
中美合作的难点在于许多提议都要求相互验证，一方遵守而另一方作弊，会导致遵守方处于劣势。因此，区分两种合作模式非常重要：
- 或有性合作 (Contingent Cooperation): 只有在双方同时行动时才有效。例如军备控制，单方面行动会带来风险。
- 示范性合作 (Demonstrated Cooperation): 每一方独立采取行动来推进一个共同目标，并通过行动来证明其承诺。通过重复的示范性行动，双方可以逐步积累信任。
核酸合成筛查非常适合 示范性合作。两国都不希望本国出现新的大流行病。美国可以要求本国供应商筛查，中国也可以这样做，双方都可以将国内的行动作为致力于降低AI生物风险的证据。
如何实际操作
第一步不需要一份宏大的中美生物安全条约，而可以是一个共享的基线标准。
- 明确应筛查的DNA和RNA订单类型、序列长度以及触发审查的病原体类别。
- 明确供应商需要验证的客户信息。
- 可以利用像IBBIS的“通用机制”这样的现有工具，为供应商提供一个共同的技术起点。
第二步是相互沟通，汇报进展。
- 双方可以报告各自供应商每年筛查的订单数量、市场覆盖率等汇总数据。
- 最初的重点应该是证明双方都在采取有意义的行动，而不是纠结于完美的衡量标准。
- 一个理想的局面是，双方竞争，看谁的筛查工作做得更彻底。
需要避免的是立即将此事提交给《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或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这会使其迅速政治化，并陷入有关核查和主权的僵局。从双边、务实的行动开始，逐步建立信任，才是解决更复杂问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