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犯罪行为与宏观经济学相似，其结果深受公众对惩罚预期的影响。犯罪率会根据这些信念稳定在不同的水平（即“均衡”）。因此，最有效的策略是建立可靠的威慑和剥夺犯罪能力的机制，让惩罚变得更确定，而不是仅仅关注与犯罪关联性较弱的社会经济“根本原因”。最终，解决犯罪问题没有捷径，唯一被证实有效的方法是持续且有针对性的执法。
犯罪的经济学与心理学
将罪犯视为“理性人”是理解其行为的最佳起点。这并非意味着罪犯都很聪明，而是指人们会根据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反应。因此，刑事司法系统有三个主要作用：
- 威慑： 通过提高惩罚的严厉程度和被捕的可能性来增加犯罪成本。
- 剥夺犯罪能力： 将罪犯监禁，使其无法在社会上继续犯罪，这也是一种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
- 改造： 旨在降低罪犯从犯罪中获得的“收益”，例如改变其价值观或技能。
犯罪行为存在“收益递增”的现象。当其他人也在犯罪时，个体被惩罚的风险会降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骚乱中的抢劫——如果只有一个人行动，他很可能会被阻止；但如果人人都在抢劫，他就会自信能够逃脱。
这种信念驱动的模式意味着，一个地区即使人口和执法水平不变，其犯罪率也可能因历史和居民的集体预期而截然不同。当太多人犯罪时，司法系统（包括警察、法院、监狱）会达到容量极限，导致惩罚的威慑力下降，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司法系统的目标，就是将社会维持在犯罪率尽可能低的均衡状态。
美国犯罪率的兴衰
美国的犯罪率历史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
- 20世纪30年代： 因禁酒令达到一个高峰。
- 40至50年代： “二战”抽走了大量年轻男性，犯罪率随之下降并保持在低位。
- 60至80年代： 犯罪率全面飙升，并维持在高位。
- 90年代至今： 犯罪率开始显著下降，但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出现短暂急剧反弹，随后又迅速回落。
60年代犯罪潮的根源
60年代的犯罪率飙升，其原因与70年代的通货膨胀类似：一次外部冲击被一个消极、放任的政府应对策略所放大。
- 外部冲击： “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年轻男性人口比例激增。同时，汽车和电视等财物变得更易被盗，且更多女性外出工作，家中无人看管。
- 观念转变： 当时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单纯的警务工作无法减少犯罪，而应致力于解决贫困等“根本原因”。
- 失败的应对： 尽管1961年至1975年间犯罪率翻了三倍，但监狱人口在1961年至1968年间反而下降了。这种降低惩罚力度的做法，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犯罪是值得的。直到很久以后，提高惩罚的努力才开始见效。
许多人看到高犯罪率与高监禁率同时出现，便认为监狱无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就像高利率时期往往伴随着高通胀一样，关键在于惩罚力度是否超出人们的预期。
执法与惩罚真的有效吗？
研究表明，警察的存在确实能减少犯罪。例如，在恐怖袭击警报升级期间，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周围的警察巡逻增多，该区域的犯罪率下降了15%。同样，增加警察数量也能有效降低犯罪率。
然而，过去的错误研究曾误导了公众。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堪萨斯城巡逻实验”发现增加巡逻密度对犯罪率没有影响。但后来的分析指出，该实验设计存在根本缺陷：所谓的“无巡逻”区域实际上仍有警察车辆频繁穿行。当重新分析数据时，巡逻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刑期长度的威慑效果，证据则较为复杂。主要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特定罪行的刑罚标准一无所知。当人们不清楚惩罚的严重性时，加重刑罚的效果自然会打折扣。然而，在惩罚措施广为人知的情况下（例如加州“三振出局”法），更长的刑期确实能显著威慑犯罪。
纽约市的教训：从崩溃到复兴
纽约市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犯罪管理的失败与成功。从50年代到90年代，其凶杀案率增长了十倍，之后又回落到起点。
崩溃的年代
- 警察腐败与不作为： 直到70年代初，纽约警察局腐败成风。为了遏制腐败，政府甚至规定巡警不能逮捕他们亲眼目睹的毒品交易，这直接导致了执法真空。
- 司法系统瘫痪： 逮捕程序极其繁琐，一名警察处理一个案件通常需要花费整个班次的时间，导致警察倾向于避免逮捕。同时，监狱和看守所人满为患，系统达到容量极限。
- 财政危机： 70年代的财政危机导致纽约市大幅裁减警力。到1980年，警力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严重犯罪则增加了40%。
可卡因危机与暴力常态化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快克可卡因的流行引发了新一轮凶杀案高潮。这不仅因为毒品交易需要争夺地盘，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区的武器携带规范。
原本用拳头解决的争端，开始以枪击告终。当一些人为了生意而带枪时，其他人为了自保也必须带枪。枪支从一种攻击工具变成了生存必需品，暴力在社区中蔓延开来。
复兴之路
从90年代开始，在市长朱利安尼和警察局长布拉顿的领导下，纽约市的犯罪率开始急剧下降。其核心改革措施包括：
- Compstat系统： 这不仅是一个数据工具，更是一个问责机制。它让各分局的指挥官对辖区内的犯罪率负直接责任。
- 增加警力与执法自由： 大幅增加了警察数量，并赋予他们更大的执法权力。
- 针对性执法： 与其等待犯罪发生，不如主动出击。纽约警方开始以“犯罪团伙”为单位进行打击，将整个团伙以共谋罪起诉。
其他犯罪干预手段的评估
- 解决“根本原因”： 直接给人们发钱并不能减少犯罪。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彩票大奖的人犯罪率甚至略有上升。
- 暑期工作项目： 非常有效。为青少年提供暑期工作能显著降低其未来的监禁率，因为这能让他们保持忙碌并融入社会结构。
- 拆除问题公屋： 有效。像芝加哥Cabrini-Green这样的项目拆除后，周边社区的犯罪率显著下降，因为这打破了由帮派控制的“坏均衡”。
- 铅中毒假说与堕胎合法化： 两者可能都对90年代犯罪率下降有贡献，但其影响被夸大了，而且对于今天的政策制定已无实际意义。
- 认知行为疗法（CBT）： 在小规模实验中显示出潜力，但难以大规模推广，且效果依赖于具体实施者的个人魅力，而非项目本身。
未来的方向：精准打击
最有效且可持续的策略是精准威慑，即“分而治之”。
帮派暴力的大多数潜在肇事者都是已知的。执法部门可以主动与他们接触，并明确传达信息：“我们愿意提供帮助，为你们找工作。但如果你们的团伙再有枪击事件，我们将动用一切资源严厉打击。”
这种方法在波士顿和巴尔的摩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青年凶杀案率大幅下降。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暴力的核心驱动者，并利用了集体责任的压力。
展望未来，随着监控技术（如手机定位）的普及，警方解决他们选择去解决的案件的能力将大大增强。然而，根本的逻辑不变：犯罪没有一个确定的均衡点，它取决于预期和执法决心。减少犯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犯罪的人，并阻止他们。没有其他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