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華志堅反思了自己長期在學術研究中對台灣的忽視。他指出，直到研究香港抗爭和「奶茶聯盟」後，才真正看見台灣在亞洲民主運動中的關鍵位置。他認為，傳統以國家為界線的學術分工遮蔽了歷史的跨境連結，並強調理解台灣不應只局限於和中國的比較。結論是，應根據不同議題，將台灣與其他有相似經歷（如多重殖民、威權轉型）的社會進行比較，才能獲得更豐富的視角。
一個遲來的學術看見
歷史學家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的研究最初聚焦於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學生運動。然而，他坦承自己的研究視野長期存在盲點。
- 在研究中華民國時期的學生運動與政治鎮壓時，他沒有將台灣的 二二八事件 納入框架。
- 他當時也未曾思考過泰國 1976 年的大屠殺，或緬甸在 1988 年發生的類似事件。
這是學術分工造成的視野盲點。
直到 2010 年代研究香港抗爭時，他才開始意識到亞洲青年運動之間的深刻連結，並逐漸看見台灣在其中的位置。
從「奶茶」回溯「太陽花」
華志堅在研究中發現，亞洲的年輕行動者會相互關注和聲援。一個關鍵的例子是「奶茶聯盟」的形成。
- 起因是泰國明星將香港和台灣稱為國家，引發中國網友攻擊。
- 東亞和東南亞的年輕行動者發起反擊，並思考除了 共同擔憂北京擴張 之外，他們還有什麼共同點。
- 答案是：我們都喝奶茶。香港奶茶、泰式奶茶和台灣的珍珠奶茶，共同構成了 奶茶聯盟 這一網絡互助的象徵。
在這個過程中，華志堅也彌補了自己對台灣的另一個盲點：
我未能充分認識到：2014 年春天，台灣就發生了太陽花運動。那是一場由年輕人主導的占領運動，他們憂慮北京日益擴張的影響力。
他後來了解到，香港學運領袖周永康曾在 2014 年夏天向台灣太陽花運動的行動者取經。對方只給了他一個忠告：要有退場計畫。這也讓他意識到台灣的經驗早已在區域內傳播。
歷史的不可預測性
華志堅分享了一段個人經歷，以說明歷史發展的難以預測。1986 年，他選擇直接去上海進行博士研究，而非先到台灣學中文。他當時感覺，中國大陸的自由化速度可能比仍在戒嚴中的台灣更快。
偉大的中國史學家柯文（Paul Cohen）提到了「後見之明的盲目」（outcome blindness）──這是歷史學者最難克服的困境：我們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他用台灣後來的發展來證明這一點：
- 女性領導人： 如果在 1986 年打賭哪個「華人社會」會先出現與男性領導人無親屬關係的女性元首，幾乎沒人會猜是台灣。
- 同性婚姻： 如果當時說，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會是那個在儒家傳統下、由強人領袖之子掌權的台灣，所有人都會認為你瘋了。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對於未來的預測應當保持謙遜。
「活在真實中」的歷史耐心
華志堅將台灣的轉型正義與中國的現狀進行了對比。台灣如今可以公開討論二二八事件並建立紀念館，但在四十多年前，這是無法想像的。這也為看待天安門事件提供了一個參照。
當政府死撐下去並完全封鎖討論，並不意味著那個局面會永遠持續。
他引用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名言 「活在真實中」，並以布拉格之春為例：
- 1969 年，一位名叫 Jan Palach 的年輕人為抗議蘇聯入侵而自焚，他的死在當時看似徒勞。
- 然而在 1989 年，紀念他自焚 20 週年的活動，成為了「天鵝絨革命」的導火線之一。
歷史不會告訴你結局一定美好，但它提醒我們：我們永遠不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
台灣，應該如何被看見？
在演講的最後，有學者提問，如何讓台灣研究擺脫總是被置於中國研究或日本研究之下的困境，進入一個更廣闊的「進步史學」框架。華志堅給出了他的核心建議。
思考在特定問題上，台灣最適合的比較對象是什麼。台灣並不總是最適合與中國大陸比較。
他認為，關鍵在於保持開放性，根據問題的性質選擇最合適的對照。
- 多重殖民經驗： 台灣也許更適合與其他曾歷經多重殖民的地方並置，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比較框架。
- 特定社會現象： 與其問「台灣為何與中國不同」，不如問「為什麼在亞洲，某個特定現象（如女性領導人）最先在台灣發生？」
透過這種方式，台灣可以被放入不同的比較框架中，從而引出全新的問題與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