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中两国互信度低且过往对话屡屡失败，但在人工智能（AI）安全领域仍有合作的可能与必要。为确保即将举行的会谈取得进展，双方应放弃宏大的全面协议，转而聚焦于具体且利益一致的领域。调查显示，最可行的合作起点是共同应对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CBRNe）威胁、讨论生物安全模型控制以及防范非国家行为者滥用 AI。此外，政府应积极吸纳企业、学界及研究机构的外部专业知识，通过务实的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为未来更深入的合作奠定基础。
对话失败的历史教训
过去的经验表明，美中高层对话的失败风险很高，其原因多种多样。
- 政治危机干扰: 外部政治事件常常导致对话中断。例如，佩洛西 2022 年访台后，中国暂停了多项军事和气候对话。
- 沟通机制失灵: 即使建立了危机沟通渠道，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被闲置。在 2023 年的气球事件中，美方试图通过国防电话线联系中方，但未获接应。
- 协议无法执行: 双方曾达成“不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的协议，但由于对“意图”的定义和信任的缺失，该协议很快失效。这一教训对于定义模糊的 AI 安全领域尤为重要。
寻找务实可行的合作起点
并非所有议题都注定失败。为了找到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领域，一项针对两组专家的调查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一组是曾参与官方对话的前美国外交官，另一组是从事 AI 安全研究的专家。他们从可行性和价值两个维度对潜在议题进行了评估。
尽管两组专家都认为合作很有价值，但有过官方谈判经验的专家对多数议题的可行性持悲观态度。这凸显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调查结果显示，以下几个领域在可行性和价值上得分最高，是启动合作的最佳选择：
- 应对 CBRNe 威胁: 减缓当前或未来 AI 模型可能带来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及爆炸物威胁。
- 生物安全控制: 讨论如何对 AI 模型进行生物安全方面的管控。
- 防范非国家行为者: 共同探讨如何应对恐怖分子或犯罪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利用 AI 的风险。
- 核风险讨论: 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就 AI 对核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影响进行沟通。
这些领域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们技术性强，且两国政府在防范这些威胁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双方可以成立一个工作组，从低成本的信息共享开始，逐步升级为真正的技术与政策合作。
超越政府，吸纳外部智慧
政府内部缺乏足够的 AI 安全专业知识，因此必须建立渠道，吸纳外部专家的智慧。
关键的专业知识掌握在政策圈之外——包括顶尖的 AI 实验室、学术界、安全研究机构和智库。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简单有效的措施：
- 公开征求意见: 就像在贸易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 AI 安全合作的建议。
- 提出具体问题: 直接向行业和学术界提问，例如：“哪些安全措施若无对方政府参与便难以成功？”或“如何识别最新模型的风险迹象？”
回应鹰派的怀疑
一些批评者认为，与中国谈 AI 安全是徒劳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他们指出：
- 北京可能会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维持现状。
- 双方对“安全”、“可控”等术语的定义可能根本不同。
- 中国过去在网络安全和贸易承诺方面有不良记录。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不应成为彻底放弃合作的理由。
合作并不意味着天真。一些敏感问题（如出口管制）本就在其他渠道讨论，而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领域（如审查制度），则应通过自身的技术和战略进行对冲。
剔除这些之后，仍然存在一个双方合作能够共同抵御重大风险的议题空间。
行动胜于空谈
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为 AI 安全领域的务实接触创造了机会。双方应确认 AI 的灾难性风险需要双边沟通，并展示其团队已在切实推进相关工作。
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宏大条约，不如从脚踏实地的工作开始。
- 立即启动对话: 专注于专家组建议的 CBRNe 等具体风险，进行直接的事件和风险管理经验交流。
- 弥合认知差距: AI 安全社区需要调整其沟通方式，使其建议更能被经历过艰难谈判的政策制定者所理解和接受。
- 政府主动请教: 政府应主动向外部专家说明其知识缺口，并更紧密地参与到非官方的 AI 对话中。
AI 的发展不会停歇。在更严重的灾难性风险成为现实之前，抓住眼下的机会，将对话落到实处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