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机构在新冠危机中错误地否认了病毒的空气传播性，这并非简单的科学失误，而是一次元理性的重大失败。这种失败源于他们如何权衡证据、选择推理方式以及让特定目标超越科学理性的做法。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学家（“空气传播派”）凭借卓越的元理性，正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并最终迫使官方修正了错误政策。这个案例清晰地展示了元理性在应对复杂危机时的重要性，以及其成功与失败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失败与成功的案例
卫生机构宣称新冠病毒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这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出的行动建议也是错误的。据估计，这一失误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科学错误，而是糟糕的元理性判断所致：
- 关于哪种证据应当被采纳。
- 关于哪种推理方式是允许的。
- 关于何时应该让特定目的凌驾于科学理性之上。
从一开始，许多科学家（“空气传播派”）就指出了这些机构的错误。他们凭借卓越的元理性，得出了正确的科学结论和政策建议。历时一年半，他们最终迫使官方机构承认了新冠病毒的空气传播性，并相应地改变了政府政策。
这些案例是关于人性、英雄主义与悲剧、天才与愚蠢的故事——有时这些特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些公共卫生科学领域的巨擘，一方面因为做对了某件事而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因为在另一件事上犯了错而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历史的包袱：错误的理论
在新冠危机中，许多公共卫生机构的错误源于对一个错误病因理论的教条式坚持：即“喷射理论”（spray theory）。该理论在一个世纪前形成，但从 1962 年开始就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要理解为什么权威机构在 2020 年仍然如此固执，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理论的来源，以及是什么让它在相反的证据面前依然看似确定无疑。
公共卫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健康至关重要。在 19 世纪中叶，传染病曾导致了近一半的死亡。人类寿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翻了一番，几乎完全归功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成功：
- 卫生设施的普及
- 疫苗接种
- 营养不良的预防
“未来的国家只会从历史中得知，令人憎恶的天花曾经存在，并已被你根除。”
——托马斯·杰斐逊，致天花疫苗开发者爱德华·詹纳（1796年）
改变范式：元理性的革命
这个案例是关于理论更替的，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转移”或“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必然是元理性的。
旧理论在其自身的框架内是理性的，因此无法在其内部被证伪。要衡量一个新理论与一个公认理论的优劣，必须站在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meta）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