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常识”的概念，认为它并非普适真理，而是一个随不同群体而变化的“文化体系”。以英国社会分裂为例，特别是围绕“阿代事件”的争议，文章指出，进步派精英的观点在主流大众看来可能毫无逻辑，但在其内部却是一个自洽且不断强化的信念系统，其功能类似于某些部落文化中的“巫术”信仰。这种“常识”的断裂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精英与民众的疏离。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未来的政治成功将取决于领导者能否重新与广大民众的“常识”保持一致。
什么是“常识”？
“常识”并非基于理性的客观判断，而是一种根植于特定社群的、不言而喻的共享信念。人类学家朱丽叶·杜·布莱（Juliet du Boulay）曾记录过一个希腊山村的故事：一位农妇在准备待客的软糖时，拒绝了人类学家提出的、更美观的摆盘建议。她的解释很简单：“事情不应该是那样的。” 面对人类学家的不解，她最后说道：
“不是你不同意，而是你不懂。”
这位农妇无法从逻辑上解释为什么她凭直觉和习俗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恰恰揭示了“常识”的本质：它是一个社群共有的价值观和假设。当一个人依据这种传统行事时，他代表的是整个社群，而不仅仅是个人。
人类学家们普遍认为：
- 常识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在不同民族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它的有效性仅仅建立在拥有它的人们对其价值的信服之上。
- 人类学就是对常识的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即世界如何运转的普遍理解——实际上是极其多样、充满矛盾且极度抗拒怀疑的。
- 重要的是“共通”而非“合理”：对于非洲的阿赞德部落成员来说，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巫术是常识；而对于西方观察者来说，这显然有更直接的原因。这两种不同的“常识”划定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观。
“阿代事件”：一个现代巫术的案例
围绕杰森·阿代（Jason Arday）的一系列争议事件，可以看作是当代英国社会中不同“常识”体系冲突的缩影。对于主流大众来说，支持阿代许多自相矛盾说法的行为是荒谬且无法理解的。
但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关注其主张的“合理性”，而应关注其“共通性”。对我们来说是荒谬的立场，对他们而言却是不证自明的“常识”。这些看似古怪的信念为他们提供了社会意义，强化了其文化群体的边界和世界观。
在这种进步派文化中，“种族主义”或“白人至上”等概念，就像阿赞德人的巫术一样，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解释力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观察到：
当阿赞德人面对反常或矛盾（例如日常意外）时，他们就会归咎于巫术。它在常识思维系统中充当了一个万能的解释变量，用以消除疑虑，并再次确认他们固有的世界观是可靠和充分的。
因此，“阿代事件”非但没有动摇进步派群体的世界观，反而通过将一切质疑归因为“种族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信念体系，使其更加封闭和自洽。
区分“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工具
这种人类学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政治右派。例如，近期在英国提出的禁止表亲婚姻的提议，就与英国大众的“常识”——“我们这里不这么做”——高度一致。
然而，历史事实是，在19世纪初的英国，表亲通婚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首选，并催生了达尔文-韦奇伍德家族等强大的“氏族”。如今的禁忌，其社会功能在于划清界限，区分“我们”（现代英国人）和“他们”（持有不同习俗的移民社群）。
无论是进步派诉诸的“种族主义”禁忌，还是保守派强调的婚姻禁忌，它们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功能：通过划定价值观的差异来区分群体。
政治后果：脱离常识的代价
当一个社会的统治精英阶层所信奉的“常识”与大多数民众的认知产生巨大鸿沟时，政治动荡便在所难免。
- 进步派的政治议程似乎有意地与大众常识对立，其古怪的主张恰恰是为了筛选成员，强化内部群体的纯洁性。
- 前任首相（指基尔·斯塔默，作者语境）的执政方式，便是按照其所属社会文化小圈子的“常识”行事，这在大众看来极为不自然，甚至是一种冒犯，导致他激起了超出其个人能力范畴的普遍反感。
- 相比之下，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作者语境）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西北部”背景，正是为了迎合英国文化中关于“北方人务实、不说废话”的常识性印象，以此将自己与脱离群众的进步派精英区分开来。
左翼在选举中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或许并非民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是像那位在希腊山村的人类学家一样，他们根本“不懂”。他们已经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共同文化之外。伯纳姆的政治前途，正取决于他是否能成功地让工党回归到大众的“常识”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