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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清算

围绕新冠疫情起源和应对措施的问责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在安东尼·福奇的一位高级顾问承认曾密谋隐藏与美国资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相关的通信之后。这些通信表明,科学家们(可能包括福奇本人)为了规避公共记录法,故意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讨论敏感信息。这起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生物研究与国家安全之间危险的联系,其中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可能在无意中引发了它本应预防的大流行。因此,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不仅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更是为了推动修订国际生物武器条约,以应对由人工智能和合成生物学带来的新威胁,从而避免未来再次发生全球性灾难和随之而来的威权式社会管控。

问责的裂缝

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人为新冠疫情及其破坏性的应对措施负责。然而,公共卫生机构高层的一项认罪打破了沉默。安东尼·福奇的前高级顾问大卫·莫伦斯博士(Dr. David Morens)承认,他曾与他人合谋,通过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来隐藏通信,以规避《联邦记录法》和《信息自由法》(FOIA)的透明度要求。

这些被隐藏的邮件涉及美国政府通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研究旨在通过组合不同病毒来创造新的混合体,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传染病。

  • 规避审查: 莫伦斯和他的同谋者在邮件中明确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避免通信被公众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取。
  • 福奇的牵连: 多封邮件暗示福奇本人也参与了这种使用非官方渠道进行沟通以协调官方信息的行为。
  • 证据确凿的通信: 调查人员公布的邮件揭示了科学家们如何系统地试图将福奇与可能引发麻烦的记录隔离开来。

“我忘了说,不用担心信息自由法案。我可以把东西发到托尼(福奇)的私人Gmail,或者在他工作时或家里亲手交给他。他很聪明,不会让同事发给他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

另一封邮件显示,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也同意通过“无法被FOIA追踪”的方式与福奇沟通。

“完全同意。告诉他我很高兴随时与他交谈,并且会以一种不会被FOIA追踪的方式进行。”

鲁莽的研究与精英的傲慢

科学家们对保密的执着和对公众监督的恐惧,揭示了他们威权主义的心态。他们将科学视为一种可以为所有问题提供最终答案的世界观,并将专家自身提升到近乎半神的地步。这种心态导致了鲁莽的行为和事后的掩盖。

他们的研究是鲁莽的。他们预感到了麻烦。于是他们试图隐藏它。

这起事件的核心是生态健康联盟,该非营利组织不仅获得了福奇所在机构的资助,还深度参与了一个名为“PREDICT”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该项目旨在作为人畜共患病原体的早期预警系统。然而,这些资金最终被用于支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其中一些研究可能通过功能增益实验增强了病毒对人类的危险性。

一场自作自受的灾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场大流行可以被视为一场典型的医源性灾难——即为了对抗大流行病,政府的一个秘密部门可能资助了研究,却无意中制造了它试图预防的东西。

  • 情报与研究的结合: 一种合理的猜测是,美国政府资助生态健康联盟,部分目的是为了监视中国的生物研究活动。
  • 高风险的策略: 即便这是为了获取情报,美国政府也是在使用纳税人的钱,在一个管理混乱的实验室里资助危险的研究。
  • 安全漏洞: 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生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但据称部分蝙蝠病毒研究是在安全级别较低的设施中进行的。

全球生物防御的条约漏洞

冷战后,国际社会曾努力遏制生物武器。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成功地让主要大国停止了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发和部署。

然而,该条约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

  • “防御性”研究被允许: 条约允许各国以“防御性医疗对策”为名,继续研究危险的病原体。
  • 技术进步的风险: 随着CRISPR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发展,对病原体进行危险改造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使得这一漏洞变得极其危险。
  • 情报竞赛: 各国情报机构越来越渴望了解对手在做什么,这可能正是导致美国试图渗透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顶级病毒学实验室的原因。

未来的威胁与前进的道路

如今,在人工智能(AI)的辅助下,合成生物学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带来了新的危险。科学家们已经可以设计和创造出全新的合成病毒,而不再需要从自然界寻找并改造它们。

“G20国家的所有大学都有能力制造完全合成的病毒。我们不再需要去自然界中寻找危险病毒,然后对它们进行功能增益。现在可以从零开始制造危险病毒。”

因此,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一次真正的清算,其意义远不止是惩罚一群不负责任的内部人士。

  • 推动条约改革: 彻底的调查可以为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外交铺平道路,以修订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使其能够有效监管21世纪的危险技术。
  • 重塑生物防御研究: 必须对所有类型的生物防御研究进行限制和重组,确保透明度和安全性。
  • 避免重蹈覆辙: 只有直面事实,我们才能有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防止另一场生物医学灾难。否则,我们可能会再次面临口罩、封锁、审查、网络教学和邻里告密——也就是,再次陷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和威权主义的过度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