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尤其是其保守派成员，正在放弃其作为真相讲述者的关键角色，转而支持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的裁决方式。这种趋势在近期处理邮寄投票的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法院允许特朗普政府推进一项基于未经证实的选举舞弊指控而制定的政策。通过无视下级法院详尽的事实调查，并利用“影子议程”（shadow docket）快速做出裁决，最高法院正在形成一种危险的模式：用自己偏好的叙事取代经过验证的现实，最终以意识形态判断代替严谨的法律推理，从而损害了司法系统的公信力和稳定性。
核心问题：法院与事实脱节
在 特朗普诉加州案 中，最高法院的做法暴露了其与事实的疏离。特朗普政府基于其所谓“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说法，发布了一项旨在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该命令引发了23个州的诉讼，其争议点包括：
- 指示联邦机构编制 “州公民名单”，意图为清理选民名册做准备。
- 要求邮政服务根据这些名单 限制邮寄选票的投递。
- 威胁起诉那些向被认为不合格的选民提供选票的 州级官员。
下级地方法院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Indira Talwani）经过细致的证据分析后，初步阻止了该命令的部分内容。她的判决基于确凿证据，指出了行政命令对各州选举工作造成的实际负担，例如扰乱了康涅狄格州的选举官员工作安排、影响了马萨诸塞州的选票设计等。
然而，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完全无视了这些无可争议的事实。判决中没有提及塔尔瓦尼法官的调查，没有提及行政命令造成的负担，也没有提及总统基于幻想的欺诈指控和威权主义野心。
取而代之的是，最高法院将特朗普重塑为一位推行合理“选举诚信”政策的普通总统，并将地方法院描绘成一个用“一连串猜测”阻碍总统善意政策的“过度热心”的法官。
一种规避事实的模式
这种无视事实以达成特定意识形态目标的做法并非个案，而是罗伯茨法院，尤其是在其“影子议杜案”（shadow docket orders）中，一种日益显现的模式。
在
Noem v. Vasquez Perdomo案中： 最高法院淡化了移民突袭行动的残酷性，将长时间的暴力扣留描述为“短暂”的，无视了下级法院记录的恐怖事实，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带有种族色彩的镇压行动开了绿灯。在
McMahon v. New York案中： 面对下级法院关于政府削减教育部对弱势学生影响的具体调查结果，最高法院再次沿党派路线，无视事实，为大规模解雇政府雇员和瓦解行政机构铺平了道路。在
Mullin v. Doe案中： 下级法院记录了特朗普对海地移民的种族主义言论，这些言论是取消35万人“临时保护身份”的动机。然而，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后，将这种明显的恶意从记录中抹去，为恢复驱逐行动扫清了障碍。
“明显错误”原则的失效
在法律体系中，上诉法院通常需要尊重下级法院的事实裁定，除非这些裁定存在“明显错误”。这是一种被称为 “明确错误”审查标准 的程序规则，旨在确保法律裁决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然而，罗伯茨法院的做法恰恰绕过了这一原则。正如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大法官在其异议中通过一个脚注强调的那样，行政命令给各州带来的压力“顺便说一下，是事实”，这些事实是地方法院发现的，理应受到尊重。
当法院规避世界上混乱的事实结构，甚至拒绝遵守“明显错误”标准时，它更有可能犯错。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允许最高法院根据自己的偏好，从一个经过筛选甚至凭空捏造的记录中进行推理，而不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探究。
用意识形态取代法律推理的危险
当最高法院系统性地忽视事实以及保护事实的程序惯例时，其风险远不止是做出错误的判决。这实质上是用意识形态取代了法律推理。
- 损害宪法结构： 当一个失控的行政部门侵犯国会和各州的权力时，法院的默许会缓慢瓦解宪法秩序。
- 削弱公众信任： 当法院的判决看似只为特定党派利益服务时，公众对其作为中立仲裁者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 将负担转嫁给民众： 这些抽象的法律裁决最终会给负责选举的官员和参与投票的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混乱与不确定性。
加州的地方法院承担了记录事实的责任，它直面证据，不畏缩地展现了行政部门的真实面貌和行为。然而，这个国家最高的法院却无视了这一切。
最高法院看到的是一个他们希望存在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