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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政治檔案裡的祕密人生故事:療癒被監控的創傷,找回被遺忘的家人

随着政治档案的逐步解密,封存的历史正以新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人。这些档案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成为个人疗愈创伤、寻回家族记忆的媒介。通过创作者李宛澍、艺术家詹嘉华和档案研究员徐绍纲的经历,我们看到,直面被监视的过去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力量,探寻被遗忘的亲人能弥合家族的空白,而理解这些档案的社会意义,则有助于我们汲取历史教训,并培养在信息时代辨别真伪的能力。

意外发现的“秘密日记”

图文创作者李宛澍在偶然间发现,自己在1980年代的大学社团时期,曾是校园监控计划的一部分。这段被记录的经历,最终促使她创作了绘本《校园祕密日記》

  • 双重视角: 这本绘本的装帧很特别,可以从左右两个方向翻开,分别呈现 “监视者”“被监视者” 的视角和心路历程。
  • 舞台效果: 如果将书页完全展开,左右对照阅读,两个视角的故事便会重叠,如同舞台剧换幕,让读者以全知视角看清整个事件的全貌。
  • 恐怖体感: 绘本刻意运用不饱和色彩、黑白素描和贯穿全书的“眼睛”意象,营造出一种被窥视的“恐怖感”,让读者直接体会到那个时代氛围。

真正的历史是你不用动物画童话风、或是拟人化,还是可以讲这个故事。

李宛澍在创作时,并未提前查看自己的档案,而是依据研究报告和个人记忆,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构思了一个半虚构的故事。她认为,这种创作方式反而更好。

尘封档案引发的二次创伤

得知自己曾被同学监视,对李宛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一次聚会后,她才真正感受到那种“人与人之间不可信”的悲伤与恐惧。

  • 创伤反应: 她将这种迟来的冲击定义为一种 创伤反应。当时在一场艺术活动中,她下意识地用黑色蜡笔在一个人形轮廓背后画上黑心,这正是她内心痛苦的投射。
  • 创作即疗愈: 直到将这段经历创作成书,她才感觉自己得到了疗愈。这个过程让她有能力、有条理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获得了力量。
  • 放下与和解: 对于那位监视她的同学,她表示并无意指责个人。她认为,在当时的威权体制下,监视者和被监视者都是被操弄的角色。

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样去说的时候,就会从过程中得到力量。当你可以完整说出……你知道经历了什么之后,很多事情可以松开或是放下。

李宛澍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引出更多人的故事,让那些被遗忘或不被允许谈论的经历能够被看见。

在档案中寻回被遗忘的家人

艺术家詹嘉华则通过档案,开启了一段寻找外公真实人生的旅程。她的外公在家族中是一个模糊甚至带点奇幻色彩的人物,母亲的记忆也仅停留在童年片段。

  • 意外的发现: 在国家档案资讯网输入外公的名字后,她震惊地发现,外公曾因参与 二二八事件 的抗争活动而被通缉。
  • 拼图式追寻: 拿到外公的“名誉回復书”后,她开始了一场如同闯关游戏般的追寻,在不同机构间查找线索:
    • 在国家图书馆的旧报刊中找到外公曾任民意代表和记者的记录。
    • 在法院申请阅览相关的判决书。
    • 在新竹市区比对照片,找出家族旧址。
  • 打破沉默: 这个过程不仅让外公的形象变得立体,也打破了家族中长久以来的沉默。长辈们仍然心有余悸,但舅舅最终主动分享了更多关于外公的证件和资料。

藉由这一次追檔案的過程,我覺得他變立體了,他好像就是真實的活在某一個時空。

这段旅程结束后,詹嘉华感觉自己与整个社会的连结变得更强了。

档案不会说话,需要有人帮它说

国家发展委员会檔案管理局的副研究员徐绍纲,是连接档案与公众的桥梁。他强调,档案本身是冰冷的,需要有人去解读、去讲述,才能发挥其价值。

目前,高达97%的政治档案已经数字化开放应用,申请查阅的案件数量激增,其中 七成都是政治档案。使用者也十分多元,包括学生、研究者、艺术家,甚至还有 黑道大哥,他们希望能找到自己当年入狱是遭受政治迫害的证据以申请赔偿。

档案不是全部真相,但能回应时代

徐绍纲提醒,档案记录的并非绝对真相。监视者的报告可能为了交差而夸大甚至杜撰,充满了偏见。

大濛,看起来好像雾开了,但是其实雾开了还是很雾,真相我们大概一辈子都解不开,可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建立起完整的民主观念。

尽管如此,开放档案仍然至关重要。它的核心目的,是让社会了解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 建立历史共识: 即使找不到具体的加害者,也能让公众认识到威权体制的行为是不对的,并达成 “绝对不要再重来” 的共识。
  • 培养思辨能力: 学习如何分析和辨别档案中的信息,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批判性思维,从而有能力应对当代的 网络攻击和假资讯

最终,档案不仅是连接过去的纽带,更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在、走向未来的工具。通过主动地审视历史,社会才能从中汲取教训,并获得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