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之前被称为“觉醒文化 (woke)”的激进思潮已经退去，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左翼阵营对杰森·阿戴（Jason Arday）事件的反应表明，这种趋势只是暂时蛰伏，如今已卷土重来。这种反应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非理性狂热，拒绝事实，将欺诈案美化为殉道，并通过攻击和指责持不同意见者来进行内部清洗。这种行为模式更像是一种宗教审判，而非理性的政治实践，最终可能导致左翼因脱离现实和内斗而走向政治上的自我毁灭。
“觉醒”狂热的卷土重来
社会群体时常会陷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比如1518年斯特拉斯堡数百名农民“舞蹈瘟疫”至死。我们倾向于认为现代人更理性，但类似的现象只是以更微妙的方式出现。所谓的“觉醒文化”一度被认为已经过火并正在消退，但左翼阵营对杰森·阿戴事件的反应表明，它并未消失，反而变本加厉。
这种反应的核心是 拒绝反思，加倍指责。大学没有犯错，不存在学术不端，也没有基于荒谬主张的自我推销。相反，任何对事件的质疑，无论来自谁，都被归咎于 种族主义。
阿戴事件：一出现代殉道剧
杰森·ア戴事件的争议，揭示了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尽管有记者（包括黑人记者）的调查揭露了阿戴主张中的不实之处，但左翼活动家和政治人物选择无视事实，将他塑造成一个殉道者。
- 公众“私刑”：剑桥大学的伍利勋爵（Lord Woolley）宣称阿戴之死是一场“私刑”和“公开暗杀”。
- 噤声异议：知名活动家发布了报道此案的记者“黑名单”，而一些左翼评论员因将欺诈案描述为欺诈案，被迫在压力下公开道歉。
- 否认事实：支持者们坚称阿戴曾跑过马拉松，并以一所大学内部委员会的结论为据，否认抄袭指控，无视眼前的事实。
如果你胆敢偏离福音，你的动机就会被自动认定为邪恶。
这种将阿戴美化为现代殉道者的做法，伴随着对案件事实的公然否认，正是一种 大规模的妄想。
进步主义的宗教化倾向
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Tom Holland）曾指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意识形态后裔。早期左翼继承了普世主义和兄弟情谊的传统，而当代进步主义则更像是 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或清教徒的猎巫行动。
这种致命的不容忍主要源于学院派的“新左翼”。
- 脱离实践：这种政治思潮与实际的斗争脱节，但保留了斯大林主义式的开除“教籍”的倾向。
- 追求同质：尽管它崇尚“解构”和特殊性，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极度追求同质化，不允许有意义的分歧。
- 虚伪的“善意”：它以“善意”、“多样性”和“宽容”为名，却融合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狂热，将任何不同意见都视为背叛。
“国产版”的乔治·弗洛伊德时刻
英国正在经历一场本土化的“乔治·弗洛伊德时刻”。美国警察杀死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种族清算，重塑了文化战争的边界。
如今，英国的左翼，特别是深受校园和网络行动主义语言影响的毕业生群体，正在 复制这种模式。他们将美国的种族关系语境生硬地套用在英国，把揭露欺诈的行为等同于法外处决，这无疑是荒谬的。
内耗的革命与政治自杀
当被排斥在权力走廊之外时，革命就会转向内部，吞噬自己的孩子。左翼的现状正是如此：
- 以网络谴责代替实际行动：用声嘶力竭的线上谴责取代了真正的政治实践。
- 无休止的道德净化：仿佛占据了道德高地，不断进行内部清洗。
- 拒绝妥协：阿戴事件表明，激进的活动家们不会回归到基于普世主义、经验主义或劳工利益的道路上。
这种趋势正在将左翼推向一场 内战。他们似乎无法理解，任何可行的政治联盟都不能排除那些观点稍稍偏右的人。最终，就像1518年斯特拉斯堡的农民一样，左翼将屈服于自己的妄想，在狂舞中走向死亡，或至少是政治上的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