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幼照法》修法提案主张补贴私立幼儿园，此举被认为是将公共预算用于补贴市场，而非解决根本问题。尽管提案包含要求私幼揭露成本的“收费透明机制”，但核心论点在于，学前教育高度市场化才是问题的根源。在利润导向下，私幼违规层出不穷，而政府因公私比严重失衡导致监督失能，并陷入“政策伙伴”与“监管者”的角色冲突。因此，根本解决之道并非增加补贴或罚则，而是政府应承担起公共责任，直接扩大公共化幼教服务的供给，降低对私立市场的依赖。
增订罚则与透明机制，为何治标不治本？
近期立法院审查《幼照法》修正草案，其中部分提案主张每月补助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家庭至少15,000元。提案者认为，通过增订“收费透明机制”和相应罚则，可以避免补助款落入业者口袋。
然而，私立幼儿园长期存在的问题，并非缺乏法规。多年来的官方与民间调查都指向了相似的违规行为：
- 进用未具教保资格的人员
- 师生比不符规定
- 超收幼儿
- 巧立名目或违规收费
这些行为早已被现行法律明文禁止。如果严密的法条都无法遏止违规，期待几条新增的“透明条款”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法条不够多，而是政府将幼托责任推向了一个 无法有效治理 的市场化结构。
问题的本质：当学前教育被市场逻辑主导
当学前教育高度市场化，利润导向便会成为主导一切的最高原则。私立幼儿园作为商业机构，其经营行为必然遵循资本逻辑：
- 超收幼儿是为了 增加收入。
- 聘用无照人员与拉高师生比是为了 降低人事成本。
- 巧立名目收费是为了 提高利润。
这些在教育现场看似“违规”的行为，在商业竞争中却是“理性”的选择。
当政府选择将7成以上的幼儿教育责任甩给市场，却期待市场自动兼顾“公共利益”与“照顾品质”，这正是制度的根本矛盾。
公私失衡的结构：监督量能永远追不上市场扩张
台湾的学前教育市场，公私比例严重失衡。截至2024年，全国约有 7成的幼儿就读于私立幼儿园，公共化幼儿园仅能满足约3成的需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幼儿的教育与照顾，都由私立市场提供。
当市场规模如此庞大时，政府的治理能力便面临严峻挑战：
- 监督人力严重不足： 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负责幼儿园稽查的人力合计仅 145人，却要面对近 7,000所 园所。平均每位稽查员要负责近50家机构。
- 稽查覆盖率低下： 人口最多的台北市及新北市，2022年稽查涵盖率分别仅 22.72% 及 18.45%。多数园所在一年内根本不会被查到。
- 评鉴制度失灵： 许多爆发虐童或重大违规的幼儿园，过去都曾获得评鉴优等的肯定。这显示评鉴多流于形式，无法反映真实情况。
当市场过度扩张，政府的监督永远只能跟在后面补破网，无法做到有效的事前预防。
制度性矛盾：政府在“合作伙伴”与“监管者”间的角色冲突
在准公共化政策推行后，政府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政府需要私立幼儿园加入，以达成政策目标、扩大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依法监督这些“合作伙伴”。
这种 政策推动 与 行政监督 的内在矛盾，常常导致监管功能被弱化。例如，当地方主管机关发现业者违反劳动法规（如未替教保员投保劳保），常见的处理方式却是“先以辅导改善为原则”，而非立即依法查处，护航心态明显。
当政府同时扮演政策推动者、合作者与监督者时，监督的独立性与公信力便会受到挑战。近年来多起重大违法案件，几乎都是由家长或媒体揭发，而非政府的主动稽查。
真正的出路：讨论公共化，而非补贴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政策，从教育券、5岁免学费到准公共化，核心思路都是 透过补助家庭来购买私立服务。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入园率，却也加深了对私立体系的依赖，弱化了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国家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公共治理能力。当前真正需要讨论的，不应是如何调整补助，而是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学前教育体系。
一个无法有效监督的市场，再多的補助都无法转化为公共利益；一套高度依賴市場、卻缺乏相應治理能力的制度，也難以真正保障每一位幼兒的受教權與照顧品質。
政府不能一边高喊“0到6岁国家一起养”，一边却将责任甩给市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逐步提高公共教保服务比例，重建国家直接提供教育服务的能力，让公共责任与公共资源重新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