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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 AI 泡沫实际上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中国人工智能(AI)市场看似一个充满投机的泡沫,但这实际上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种体现。这种策略通过引导大量国家资本涌入,虽然造成了估值虚高和资源浪费,但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击鼓传花”式的短期压力,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和公司。这种模式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证明其有效性,它通过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价格战,最终筛选出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凭借成本优势取胜的“国家冠军”。

“击鼓传花”:投机泡沫还是产业政策?

在中国,有一个儿童游戏叫“击鼓传花”,参与者在鼓声中传递一朵花,鼓声停止时,拿着花的人就输了。这个词现在被用来形容中国的 AI 市场:投资者们争相在资本的“鼓声”停止前,将估值过高的 AI 公司转手给下一个接盘侠。

  • 泡沫迹象: 估值增长远超收入,资本集中在少数热门领域,大量公司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过去两年,约有 8 万家中国 AI 公司倒闭。
  • 政策之手: 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市场失灵,而是国家产业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自 2017 年 AI 被定为战略技术以来,北京一直在积极推动其发展,尤其是在近一年多,国家级 AI 基金投入了数千亿元人民币,加剧了类似泡沫的动态。

这种通过国家资本催熟战略性产业的策略并非首次使用。从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中国政府都曾采用类似方法。

那些看起来像金融泡沫的动态,正是北京用来实现其产业政策目标的机制。

政策驱动的资金崛起

中国 AI 融资的结构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资本逐渐取代了外国和私人资本的主导地位。

  • 外国资本退潮: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风险投资交易中的份额从 2018 年的 54.8% 降至 2023 年的约 20%。美国关于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加速了这一进程。
  • 国内私人资本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收紧,打击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并限制了资管产品,切断了私人资本的主要来源。IPO 渠道受阻也让风险投资的退出变得困难。
  • 国家资本主导: 在私人和外国资本退却后,国家资本迅速填补了空白。到 2024 年,国有资本在所有新增有限合伙人(LP)出资中占比高达 82%,成为早期科技投资的绝对主力。

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塑造 AI 产业

北京主要通过政府引导基金 (GGFs) 来部署国家资本。这些基金旨在引导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并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 规模巨大: 过去二十年,政府引导基金已累计承诺投入 7.7 万亿元人民币(约 1.1 万亿美元),规模惊人。
  • “大基金”的示范效应: 在半导体领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在扶持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等环节的“国家冠军”(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 专项 AI 基金: 为了应对美国的技术限制和追赶 ChatGPT 的步伐,中国设立了多个国家级 AI 产业投资基金,明确目标是支持从算力、数据到下游应用(尤其是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的早期创业公司。

名为“耐心”,实则“急躁”的资本

理论上,政府引导基金应提供具有长期视野的“耐心资本”,以支持那些需要多年研发才能盈利的“硬科技”公司。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资本链在国家层面是“耐心的”,但在实际执行投资决策的层面却是急躁的。

  • 层层转包的短视: 国家引导基金通常不会直接投资,而是将资金和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或私人风投。资本每经过一个环节,都会被附加短期的目标。
  • 地方官员的政绩压力: 地方官员的任期通常为三到五年,他们倾向于投资能在任期内看到成效的项目,以满足晋升考核要求。
  • 私人风投的退出压力: 中国的基金生命周期比西方短,加上 IPO 困难,投资者普遍采用“赎回条款”。如果公司未能按时上市或达到业绩目标,创始人可能需要回购股份,甚至承担个人连带责任。

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顶层设计的 20 年长远规划,在传递到初创公司时,往往变成了三到五年的短期回报要求。

制度化的“羊群效应”与产能过剩

当北京发出信号,将某个行业列为优先发展领域时,资本就会蜂拥而入。

  • “百模大战”: ChatGPT 发布后,中国迅速涌现出至少 130 个大语言模型,占全球总数的约 40%。科技巨头和无数初创公司纷纷推出功能相似的模型。
  • 人形机器人热潮: 2023 年,工信部将人形机器人列为颠覆性技术后,地方政府和基金迅速跟进。不到一年,中国具身智能初创公司就获得了数百轮融资,超过 150 家制造商进入市场。
  • “内卷”的必然结果: 资本过度集中导致了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即“内卷”。公司为了生存展开价格战,利润被严重压缩。许多在“百模大战”中诞生的公司已经开始折价融资、转型或直接倒闭。

产能过剩的“出口优势”

尽管“内卷”摧毁了投资回报,但它对实现国家的产业目标却十分有用。

伤害单个公司的激烈竞争,从总体上看,有助于推动北京实现其 AI 普及的目标。

  • 压低成本,倒逼创新: 激烈的价格战迫使企业快速迭代产品,并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应用成本。“百模大战”使模型 API 成本下降了 90% 以上。
  • 饱和市场倒逼出海: 当国内市场饱和时,幸存下来的公司被迫向海外寻找新客户。由于在国内的残酷竞争中练就了极强的成本控制能力,这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 电动汽车的先例: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就是最好的例子。经过一轮由补贴和过度竞争驱动的洗牌后,约 400 家公司倒闭,但幸存者如比亚迪,凭借其成本优势,已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

AI 行业正在重复同样的模式。中国的 AI 模型和应用,如 DeepSeek、阿里通义千问、智谱 GLM 等,已开始在海外寻找客户,并在一些平台上超越了美国模型。

现实:两种故事,一个系统

关于中国的 AI 发展,外界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它是一个高效运转的产业机器,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一个浪费资源、奖励政治站队而非市场价值的泡沫系统。

现实是,它两者皆是。

这个系统确实浪费了大量资本,但它也确实能迅速催生出世界级的产业和公司。这正是中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念的实践:利用市场竞争的残酷筛选机制,同时由政府进行强力引导和干预。

作为一种产生投资回报的机制,它效率低下。但作为一种将技术迅速产业化的机制,它至今非常有效。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应对中国 AI 的崛起,仅仅限制资本流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资本并非真正的瓶颈。更有效的策略应着眼于需求端——即限制这些由国家力量催生出的、极具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

只要“击鼓传花”的游戏能持续创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冠军,北京就会让鼓声继续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