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女性政治作家玛丽·阿斯特尔和凯瑟琳·麦考利提出了对“礼貌”话语的尖锐批判。她们认为，当时由男性主导的、强调温和与友好的政治辩论模式，实际上是排挤边缘声音的工具。因此，她们拥抱了“正义的狂热”与直接甚至“冒犯”的诚实，视其为挑战现状的必要手段。尽管两人政治立场对立，但她们的共同见解表明，这种充满激情的倡导并非政治辩令的威胁，反而是实现真正包容和进步的关键，这一教训至今仍然适用。
被“冒犯”的女性
在18世纪，敢于尖锐批评男权权威的女性通常会被贴上不雅的标签。
玛丽·阿斯特尔 (Mary Astell)，英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因其充满尖锐攻击性的小册子而闻名。她批评了一位主教的布道，对方震惊地抱怨她缺乏“得体的举止”，并称其言辞“具有攻击性和令人震惊”。另一位被她攻击的作家则认为她过于愤怒和“恶毒”，并以此为由拒绝与她进行实质性辩论。
凯瑟琳·麦考利 (Catharine Macaulay)，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因攻击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而遭到类似对待。伯克没有正面回应她的批评，而是将她嘲讽为“亚马逊女战士”和“泼妇”，并承认自己“害怕回答她”。
这些男性的反应不仅仅是无礼，更反映了他们对政治参与者资格的狭隘看法。
“君子”的政治：礼貌与和谐的理想
18世纪的主流男性思想家普遍认为，理想的政治辩论应建立在礼貌、温和及友谊之上。
埃德蒙·伯克认为，党派关系最好被看作是一群有礼貌、有理性、志同道合的男性之间忠诚的友谊，这样才能在不“破坏和谐”的情况下存在。
在伯克看来，像麦考利那样激烈、狂热的风格无疑破坏了这种和谐。其他思想家也持有相似观点：
-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强调，党派人士不应过于固执于原则，应能“轻易地与他的同胞达成一致”。
- 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 (Anthony Ashley-Cooper) 则提倡培养“宁静、柔和、和谐”的举止，以对抗愤怒、狂热的政治“战争”。
他们的信息很明确：政治辩论应是温和友好的，任何激烈、愤怒的声音都会被视为一种威胁。
来自边缘的共识
尽管阿斯特尔（保守的保皇党）和麦考利（激进的共和党人）在政治立场上几乎完全对立，但她们对如何进行政治辩论却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表明她们的洞见并非源于党派立场，而是源于她们作为女性的共同边缘地位。
由于被剥夺了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撰写小册子、参与公共辩论等党派活动是她们仅有的政治参与渠道之一。正是这种边缘身份，让她们看到了那些身处权力中心的男性所无法看到的东西。
为何拥抱狂热，而非礼貌？
阿斯特尔和麦考利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欣然接受了“无礼”和“狂热”等标签。她们认为，坚持礼貌、温和与理性会排斥边缘化的政治声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权力的看门人效应： 谁来定义什么是“礼貌”？答案是那些身处权力中心的人。阿斯特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男性可以随意嘲讽他人，却依然被认为是举止得体；而女性或仆人等“无足轻重的人物”若有同样行为，则会被斥为无礼。
阿斯特尔质问：女性或仆人是否被允许“以这种方式对待一家之主？”
变革的必要性： 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例如性别平等），温和的妥协是行不通的。麦考利反驳伯克的观点，指出像她这样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思辨思想家”，反而比那些身陷政治、被自身利益腐蚀的“实践绅士”更能做出公正的判断。对她而言，狂热和正直不是性格缺陷，而是面对一个将她排除在合法政治言论之外的体系时，唯一恰当的回应。
“正义狂热”的价值
对阿斯特尔和麦考利来说，在政治辩论中，“正义的狂热”显然更可取，因为它能带来几个关键好处。
挑战现状： 礼貌的妥协只会维持现状。边缘群体若想改变不公的“习俗”或社会规范，就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方式。
维持辩论： 狂热的党派人士会坚持不懈地与对手争论，哪怕不受欢迎。麦考利在派对上也会“总是回到”政治话题，这种执着确保了辩论的持续。
诚实胜于形式： 她们更喜欢“伤人的真理”，而非虚伪的礼貌。她们认为，为了追求说服，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是值得的。
认真对待对手：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相反，正是这些“狂热”的女性，会逐条引用、深入分析对手的论点并予以反驳。反而是那些提倡温和的男性，常常用一句话轻蔑地否定她们的全部工作。
真正的开放思想并非认为所有观点都同等有效，而是当面对一个自己无法反驳的论点时，愿意收回自己的信心。
对当今的启示：狂热并非威胁
阿斯特尔和麦考利的诊断在今天尤为紧迫。当我们听到要求更温和、理性辩论的呼声时，需要警惕：定义“合理”言论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内部人士手中。
真正的威胁不是分歧： 思想上的分歧（意识形态极化）本身不一定有害。更危险的是情感极化——即完全拒绝与对手接触和对话。
狂热可以促进包容： 正义的狂热，通过其不懈的争论和对真理的追求，恰恰可以对抗情感极化。它迫使人们进行坦诚的政治辩论。
放弃狂热是一种特权： 对那些处于政治边缘、最需要变革的人来说，放弃狂热和正直是一种奢侈。坚持礼貌和温和，虽然可能让当权者之间的辩论更和谐，却会以压制边缘群体的声音为代价。
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政治世界里，阿斯特尔和麦考利告诉我们，正义的狂热不是政治的威胁，而是实现真正政治包容和坦诚辩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