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福奇从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和疫情期间的英雄，转变为 MAGA 群体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现象源于复杂的政治与心理因素。针对他的核心指控——即他资助了制造大流行的研究并向国会撒谎——在事实层面站不住脚，主要源于对“功能增益研究”一词的定义分歧。尽管福奇的职业生涯对公共卫生贡献卓著，但他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在一个被阴谋论俘获的政治环境中，他代表了令人不快的科学权威。同时，将疫情带来的集体创伤和愤怒归咎于一个具体的“恶棍”，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宣泄途径。
核心指控：谎言与阴谋
对福奇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反复出现的指控上，尽管这些问题早已得到澄清。
指控一：福奇资助的研究制造了新冠病毒。
- 事实是，福奇领导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ID) 确实向一个名为 EcoHealth Alliance 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拨款，其中约 60 万美元流向了武汉的一个实验室，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
- 然而，独立的病毒学家多次证实，该实验室研究的蝙蝠病毒与导致大流行的 SARS-CoV-2 在基因上相去甚远，不可能制造出后者。因此，这项指控不成立。
指控二：福奇就此事向国会撒谎。
- 这项指控源于福奇在 2021 年否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功能增益研究”。争议的关键在于对这个术语的理解。
“功能增益”的定义之争
“功能增益 (gain of function)”一词的含义模糊性是整个争议的核心。
- 生物学定义： 指赋予生物体新能力的研究，范围很广，例如让细菌能够分解石油泄漏。
- 政治化定义： 在政治语境中，它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更危险的行为——故意让危险的病毒变得更危险。
- 联邦法规定义： 这是最狭窄的定义，特指那些可能增强病原体在人群中“广泛且不可控传播能力”以及“高致病性”的研究。
福奇在国会作证时，使用的是联邦法规的定义，这是决定 NIH 是否资助某项研究的标准。根据该标准，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不属于“功能增益”范畴。而他的批评者，如兰德·保罗参议员，则使用了更宽泛、更具煽动性的政治化定义。由于两人对同一短语的理解不同，因此指控福奇“作伪证”的说法难以成立，更何况伪证罪需要证明陈述者明知是虚假陈述，而至今没有证据表明福奇说了任何他自己不相信的话。
被公开的日记
为了进一步攻击福奇，批评者公布了他长达 1100 多页的疫情期间日记，声称其私人记录与公开言论不符。然而，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如 FactCheck.org 和 PolitiFact）的分析表明，福奇的私人笔记与他的公开声明没有实质性差异。
日记确实显示福奇对自己成为名人感到兴奋，甚至有些被好莱坞明星所吸引。但正如作者反思的那样：
如果你三年来长达 1000 页的日记被公之于众，结果会如何？如果其中最糟糕的内容只是你曾为好莱坞明星所倾倒，我们大多数人恐怕都会感到庆幸。
福奇的职业生涯与贡献
在成为政治攻击目标之前，福奇在公共卫生领域服务了五十年，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
- 艾滋病危机： 在 1980 年代，当许多联邦官员对艾滋病漠不关心时，他严肃对待，并与艾滋病活动家合作，推动了允许患者更早获得实验性药物的重大改革。
- 生物防御： 在 9/11 袭击后的炭疽邮件事件中，他领导了联邦研究应对工作，为今天的生物防御体系奠定了基础。
- mRNA 疫苗： 他在 1990 年代说服克林顿总统资助 NIH 疫苗研究中心，并招募顶尖科学家。正是这些预先存在的研究基础，使得新冠 mRNA 疫苗的设计能够在病毒基因组发布后 48 小时内完成。
- 埃博拉疫情： 他不仅指导了埃博拉疫苗的研究，还在一名护士感染后，亲自穿上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探望，并最终拥抱康复的她以消除公众恐慌。
据估计，仅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就拯救了超过 320 万人的生命。
愤怒的根源：政治与心理
既然事实和贡献都摆在眼前，为什么针对福奇的愤怒依然如此强烈？
政治极化与阴谋论： 在一个主要政党变得“精神错乱且被阴谋论俘虏”的时代，福奇成为了攻击目标。他代表着科学权威，并拒绝屈服于政治化的叙事，这在 MAGA 的世界里是不可原谅的。摧毁机构和个人本身，就能为这股政治力量带来能量。
未处理的集体创伤： 大流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失落感。与许多自然灾害不同，疫情往往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在灾难过后，人们要么试图忘记，要么寻找替罪羊。 > 病毒无法受到惩罚，但人可以。将大流行归因于命运或随机事件并不能让人满足；许多人需要一个恶棍，即便这个恶棍恰恰是帮助结束这场灾难的人之一。
最终，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描绘的那样，福奇更像是一位不完美的、但尽职尽责的“真正疗愈者”。与他的许多批评者不同，安东尼·福奇身上值得钦佩的地方远多于值得鄙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