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内容探讨了一位在美国生活、拥有美国国籍的印度裔作家的身份困境与创作挣扎。尽管他的人生已深深扎根于美国，他的创作灵感却完全源于他童年时期的印度，美国对他而言依旧是一个创作上的“不毛之地”。文章追溯了他独特的成长背景、因第一部小说引发的家庭风波，以及他最终如何无奈地接受了这种身心分离、永远在精神上“返乡”的命运。
一个引发思考的问题
一次，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家餐厅，一位美国朋友不经意地问我：“你为什么还在写关于印度的事？” 这个问题瞬间激起了我的愤怒。当时我无法清晰地回答，但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份愤怒源于我对自身混乱身份的无力感和防御心。
我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尖锐的自我诘问：
- 跨越时空进行写作，这本身是否就 缺乏真实性？
- 为什么在我的写作中，我必须 假装自己身在印度？
- 我在美国的写作，是否因为我 无法接纳这里的现实生活？
从一开始，我移民到美国这件事就充满了自我否定。
特殊的出身与双重身份
我的身份故事有些曲折。我的父母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从印度移民到美国。我在美国出生，但两岁时，父母决定带我们全家返回印度定居。我们兄弟俩本是所谓的“锚定婴儿”，却反向操作，促使父母斩断了他们与美国的联系。
我在德里的上层中产阶级环境中长大，就读于本地学校。尽管如此，我们家与美国依然保持着联系：
- 公民身份： 我和我弟弟都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而印度不承认双重国籍。
- 父母的影响： 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改变了我的父母。他们拥有流利的英语能力，反对腐败，并且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
这份美国公民身份像一个诱惑，也像一条捷径。它让我更容易地申请并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而不是去挤印度国内竞争异常激烈的工程学院。
在美国成为一名“印度作家”
2001年，我回到美国上大学，这更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非回归。我保留着自己的印度口音，并在创意写作课上开始尝试写关于家乡德里的故事。最初，这是一种 文化自信 的表现。
然而，怀疑也随之而来。我意识到自己对印度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为了成为一个像阿伦德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那样的“真正的印度作家”，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完成学业后返回印度，深入体验并描绘真实的印度。我给自己颁发了一本象征性的“通往印度的护照”。
但讽刺的是，正是美国 permissive（包容）的创意写作环境，让我得以将“作家”作为自己的身份——这在我的印度社交圈里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
第一部小说与家庭风波
毕业后，我在旧金山找了一份低压力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这部小说融合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既有温和的家庭剧，也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式的大胆出格。
书出版后，德里一位我认识的作家在评论中 毫无根据地影射，称书中的一个负面角色是以我一位已故的显赫亲戚为原型。这件事在我的家族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亲戚们愤怒的邮件纷至沓来。
我充满了愧疚、痛苦和羞耻。从优越的西方进行写作，我却给远方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我暗下决心，在写出下一本能为自己“正名”的书之前，我将继续“躲藏”在美国。从那时起，每一本书都成了我心中一张渴望被家人和故土接纳的“回家护照”。
扎根美国与归乡的困境
第二本书的创作过程异常艰难。与此同时，我的美国生活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根深蒂固。到 2016 年第二本书出版时，我已经在美国断断续续生活了十五年。
一系列因素将我牢牢地固定在了这里：
- 我与一位支持我事业的美国女作家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 我拥有了许多朋友和自己的社交圈。
- 我得到了美国艺术机构的资助。
我再次考虑回印度时，发现困难重重。让美国伴侣搬到污染严重的德里不切实际，而印度的大学对我这个“美国作家”也表现得相当冷淡。最终，我接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职，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财务安全，也坐实了自己“经济移民”的身份。
无法跨越的创作鸿沟
新冠疫情和孩子的出生，彻底终结了我过“一半一半”生活的梦想。我再次问自己：为什么我如此执着于印度？为什么不写我身处的美国？
然而，当我坐下来尝试时，我的大脑依然无法与美国的环境产生共鸣。对我来说，美国的景观——那些商业街、交错的高速公路、千篇一律的郊区建筑——依旧是 死气沉沉、难以穿透的。在我的认知里，美国是一个让文化消亡的“伟大的无名之地”。
我也认识到，对美国的愤怒，就像当初对那位朋友的愤怒一样，其实是对我自己的愤怒。我的灵魂似乎被自己扭曲了，以至于无法在写作中接受我身处的地方。
或许，这是所有移民的共同体验？当你移民时，你的一部分文化体验和自我（例如说母语的自我）会进入休眠状态。为了在新的国度生存下去，你是否需要通过写作一次次回溯过去，去激活那些沉睡的部分？
我不知道答案。我希望自己不是如此分裂，希望我的精神能与我的身体同在一处。但这显然不是我的命运。我将永远在重复我父母走过的那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