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ack 的商业模式未能为新闻业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经济未来。尽管它最初作为独立作家的避风港很有吸引力，但该平台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读者愿意付费的订阅数量存在上限。即使是顶级作家的付费订阅量也在下降，这证明了这一点。该模式将财务负担从旧的大规模广告系统直接转移给消费者，但无法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大规模支持整个行业。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了 “受众俘获” (audience capture) 的现象——作者为了取悦现有读者而倍感压力，而不是去追求有挑战性的真相，最终导致新闻业技艺的退化，而非拯救。
订阅悬崖与需求天花板
近期，Substack 最成功的记者之一泰勒·洛伦茨（Taylor Lorenz）透露，尽管她的关注者数量“飞速增长”，但她的付费订阅量却 “断崖式下跌”。洛伦茨拥有约 20 万关注者，远超平台上 99% 的作者。如果连她都在付费订阅这个核心指标上失败，那么其他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这暴露了该商业模式的一个明显问题：
- 付费上限： 一个读者愿意付费订阅的刊物数量是有限的。
- 需求饱和： Substack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个需求天花板。
平台最初为特定类型的记者解决了特定时期的问题。在 2017 至 2020 年间，一些不愿屈从于主流媒体内部日益僵化教条的记者，在 Substack 上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然而，这虽然解决了记者的个人困境，却没有解决新闻业的根本问题：它的商业模式在二十年前就被打破了，至今仍未修复。
广告模式的崩溃
在 20 世纪，新闻业依靠大规模广告支撑。这实际上是对企业的一种税收，用以维持记者的工作。品牌需要通过报纸和电视广告来触及消费者，这种“拖网捕捞”式的营销效率低下但收入巨大，足以养活整个新闻行业。
然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 旧模式（拖网捕捞）： 通过大众媒体广泛撒网，成本高昂但为新闻业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基础。例如，《纽约时报》在 1999 年的净收入为 4.47 亿美元。
- 新模式（精准飞钓）： Facebook 等平台允许广告商以极低的成本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数字广告的千次展示成本仅为 3 到 10 美元，远低于传统媒体。
结果是，大众广告模式迅速瓦解，新闻业的经济基础随之崩溃。到 2017 年，《纽约时报》的净收入仅为 400 万美元。
Substack 的解决方案及其缺陷
Substack 通过将“新闻税”从广告商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创造了一种替代方案。读者可以直接付费支持他们喜欢的记者。
“Substack 创建了一种替代商业模式，将新闻税从广告商转移到了新闻消费者身上。”
但这个模式的问题显而易见：它永远无法产生与大众广告时代相提并论的收入规模。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 新闻数量更少，质量也更低。
独立的迷思与受众俘获的现实
有人认为，Substack 模式让记者真正独立，不再受制于企业老板。理论上，记者的唯一老板是读者，这促使他们追求诚实和正直。
但这种理论夸大了旧模式下企业的控制力，同时低估了新模式中的不良影响。
- 旧模式的缓冲： 在大众广告时代，由于广告商数量众多，单个广告商的影响力有限。编辑与商业部门之间也存在制度上的防火墙。
- 新模式的直接压力： 在 Substack，作者同时也是商人。你的报道内容直接影响你的订阅数和银行账户，两者之间没有防火墙。
这种结构为 “受众俘获” 创造了完美的条件。你会因为害怕失去订阅者而避免报道可能惹恼他们的故事，或者迎合他们的既有偏见。
你不必担心某个西装革履的高管告诉你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为现在你就是那个高管，在对自己发号施令。求救电话来自屋内。
随着付费订阅变得越来越稀缺，这种迎合市场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作者会选择讨好读者、避免风险话题、重复成功公式，从而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商品化。
Substack 的增长策略，例如其模仿 Twitter 的 Notes 功能，似乎也未能有效地将社交用户转化为付费读者。
最终，Substack 并未修复破碎的媒体模式，它只是将其 “零工化” (giggify it)。它让少数已经成名的记者更加富有，但却进一步侵蚀了新闻业本已脆弱的制度结构。这并非进步，只是这个行业迈向消亡的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