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告揭示了一个新兴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他们遵循社会规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预期不符的职业生涯。这一幻灭感催生了两个独特的政治群体：年长的“斯巴鲁社会主义者”，他们因经济停滞和房价高企而感到失望；以及更年轻的“大失所望者”，他们的政治觉醒源于疫情和对加沙战争的道德愤怒。尽管主流政治家试图通过经济政策争取他们，但这两个群体对现有体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他们对渐进式改革持怀疑态度，并倾向于支持挑战现状的候选人。
一个幻灭的新阶级
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曾被许诺，只要努力学习并获得学位，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大相径庭。许多人发现，他们本以为只是毕业后临时的过渡工作，结果却成了无法摆脱的职业终点。
他们意识到，梦想中的工作永远不会到来；眼前的桥梁就是道路的尽头。
这种认识，加上零售和服务业工作的严酷现实，以及阶级团结意识的复苏，催生了一场由高学历人群驱动的政治运动。
两个群体，两种动机
这个新的投票群体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他们的动机有所不同：
斯巴鲁社会主义者 (Subaru Socialists): 这是指三四十岁的千禧一代。他们受过大学教育，收入尚可但远低于预期。他们的政治观点形成于大衰退、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城市地区持续飙升的房价。他们关注的是学生债务与当前生活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
大失所望者 (The Great Disappointed): 这是更年轻的一代，年龄在 22 到 30 岁之间。他们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记忆不深，但在疫情期间成年，目睹了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也会在压力下失灵。他们的政治观点更多地围绕加沙战争形成，这成为检验任何政治家是否值得他们投票的试金石。
对“特权社会主义”的误解
批评者常常嘲讽这些主要是白人的大学毕业生，认为他们在“扮演”工人阶级，搞“社会主义角色扮演”。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几乎所有投票群体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
- 贫穷且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也常常支持为亿万富翁减税的候选人。
- 这种所谓的矛盾，对选民本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
- 对 45 岁以下的许多人来说，传统的经济指标（如工资、失业率）已不再能代表经济的健康。他们更关心财富集中、住房价格、育儿成本和学生债务。
他们普遍认为，除非整个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否则情况不会好转，即使他们个人目前的生活还过得去。
中产阶级的身份危机
从收入上看，许多“斯巴鲁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属于中产阶级。然而，他们强烈抗拒这个标签。原因主要是文化上的：
- “中产阶级”这个词让他们联想到郊区、温和的政治和稳定的职业生涯。
- 星巴克经理或零工经济从业者，即使收入达到了中产水平，也感受不到那种与这个词相关联的稳定和安逸。
-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能过上传统意义上的中产生活，这种感觉推动了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的选举胜利。
研究数据显示，最有可能投票给民主党的人群，是拥有研究生学位但家庭年收入在三万到六万美元之间的人。这恰好是许多民主社会主义支持者的画像：受过大学教育，但收入不及预期。
无法被满足的群体
问题在于，即使像卡玛拉·哈里斯这样的主流政治家提出了旨在帮助他们的政策（如购房首付援助、育儿税收抵免），这个群体也根本不相信他们。
他们从小被灌输的“上大学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已经破产，这导致了他们对现状的根本性不满。
除非出现像全民医保这样具有颠覆性的政策，否则主流候选人无论做什么都难以满足他们。他们对体制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这解释了为什么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左翼中得不到多少赞誉。
年龄成为关键，加沙成为试金石
民调专家发现，年龄，甚至比教育程度更重要，已成为预测民主党初选投票行为的最可靠指标。
- 年轻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较低，更倾向于惩罚任何在他们看来表现不佳的执政党。
- 对于“大失所望者”这一代，这种反建制的愤怒集中体现在加沙问题上。
- 他们认为自己的税款在资助一场种族灭绝。因此，对以色列和美国军事援助的谴责，成为比经济议题更重要的竞选纲领。
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蓝区，任何不坚定反对以色列的候选人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加沙已成为检验候选人是否属于“建制派”的最终 litmus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