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社会对人工智能普遍存在的恐惧不同，中国公众似乎对这项技术表现出显著的乐观态度。然而，这种所谓的“热情”并非源于真正的乐观，而是一种植根于历史创伤的深刻焦虑。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大规模下岗潮（xiagang）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催生了一种“末班车”心态——一种担心被时代抛弃的集体恐惧。因此，中国人对AI的追捧，更多是出于一种为了不被淘汰而必须适应的生存本能，而非单纯的希望。
一个国家，两种命运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对不同地区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东北“铁锈地带”的崩溃： 作为中国曾经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经历了灾难性的去工业化。国家提出的 “减员增效” 口号导致数千万国企工人失业。到1999年底，超过2400万工人失去了工作。这不仅仅是失业，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
珠江三角洲的崛起： 与此同时，靠近香港和澳门的南方沿海地区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外来投资和新兴产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机遇。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以 Windows 98 和奔腾电脑为代表的新技术，是通往美好未来的象征。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 轻松一下，Windows 98 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 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 朴树《New Boy》，1999
失业背后是生活方式的终结
在东北，下岗潮的冲击远不止失去收入那么简单。当时的工人生活完全依赖于 “单位” (danwei) 这一社会组织。
单位不仅是工作场所，更是一个提供住房、医疗、养老、托儿甚至社交的“全面社会”。失去工作意味着：
- 失去经济来源和所有社会福利。
- 失去邻里和社区归属感。
- 失去作为“国家主人”的社会主义工人身份和尊严。
许多人感到被自己曾无比信赖的体制所欺骗和抛弃。
人们失去的不仅是收入，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围绕工作建立的小社区的归属感，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工人的尊严。
“末班车”心态的诞生
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催生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那些被淘汰的人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无能。这种逻辑将结构性问题归结为个人失败，并由此产生了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 “末班车心态”。
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恐慌，认为如果错过了眼前的机会，就将永远被时代抛弃。这种心态并非出于贪婪，而是源于对旧世界一去不复返、新世界却没有为你预留座位的绝望。
这种心态在过去几十年中反复出现：
- 学习英语： 2000年代初，随着中国加入WTO，全民掀起学习英语的狂潮，害怕错过全球化的“末班车”。
- 学习编程： 2010年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数百万人涌入计算机行业，担心错过技术红利。
- 拥抱AI： 今天，人们对AI的狂热同样源于这种恐惧，害怕自己在一夜之间被淘汰。
官方的叙事也强化了这一点。“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这样的言论，不断提醒个人：你最好赶上这班车，否则后果自负。
热情表象下的恐惧
因此，民意调查中显示的中国公众对AI的“高度信任”和“接受意愿”具有误导性。这些数据无法区分真正的热情和因恐惧而产生的被动接受。
- 热情与恐惧并存： 一个人可以真心认为AI很有用，同时又感到自己别无选择，必须使用它，否则就会被淘汰。
- 集体利益与个体牺牲： 历史教会了人们，为了国家发展的“集体利益”，个体的痛苦是必要的牺牲。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1998年的国企改革就像一场“大手术”，虽然痛苦，但为了让“病人”活下来，这是必须的。许多人看待AI可能也抱持着类似心态。
询问“你是否信任AI”这样的问题是模糊的。它可能意味着你相信技术本身，相信AI的输出，或者相信AI代表了不容错过的机会。当高比例的受访者一边表示“接受AI”，一边又认为“AI将取代工作”时，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核心动机是适应，而非乐观。
最终，中国人对AI的追捧，并非战略优势的体现，而是一种历史创伤的应激反应。未来就像一份 强制性的礼物 ——你没有订购它，也不能退货，时代不会等你决定是否想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