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对高质量创新的推动并未显著提高整体经济的生产率。问题的核心在于大量低效的“僵尸企业”消耗了宝贵资源，而地方官员为了实现GDP增长、维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政绩目标，有强烈的动机去扶持这些企业。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多种监管措施，但只要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不改变，他们总能找到规避方法。因此，除非从根本上改革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否则中国追求生产率驱动型增长的努力将继续收效甚微。
生产率增长的困境
随着经济成熟，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驱动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资本回报递减”的规律开始显现。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中国迫切需要转向以生产率为核心的增长模式。
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创新和技术升级作为经济议程的基石。然而，尽管在研发领域投入巨资，并催生了像比亚迪和华为这样的技术领导者，但整体的生产率增长并未得到改善。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 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创新投入不一定能带来预期的产出。
- 技术成熟的瓶颈：随着技术领域的发展，取得新突破变得更加困难。
- 补贴的负面效应：补贴可能鼓励了低质量的专利申请，而非真正能提高效率的创新。
- 低效企业的拖累：即使创新带来了生产率提升，这些成果也可能被大量低效企业的扩张所抵消。
同时，中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促进发展的方式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主要经济体实施的技术封锁，限制了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进步。
解决生产率停滞的问题，必须超越技术进步本身。中国需要清理其庞大而低效的企业群体，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僵尸企业”的公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估计，如果能有效地将资源从低效企业重新分配给高效企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望提升0.7到1.2个百分点。
地方官员的激励难题
中国在解决低效企业问题上的困难，根源在于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官员的晋升和奖励与上级设定的绩效指标紧密挂钩。
最初，这些指标主要是GDP增长等硬性目标。后来，为了应对社会不满，又加入了城市就业率等社会发展指标。这意味着，关闭企业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成为了地方官员必须避免的政治风险。
这为地方官员不惜代价扶持表现不佳的企业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以江西新余的光伏企业赛维LDK为例，该公司曾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和主要雇主。尽管连续九个季度亏损并负债累累，但为了保住数万个就业岗位，地方政府仍通过强制手段胁迫银行向其提供巨额贷款。
此外，近年来中央对地方的“顶层设计”要求越来越严格，导致官僚系统出现一种“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面对模糊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中央指令（例如，既要推动创新，又要防范金融风险），地方官员倾向于避免采取有风险的创新政策，转而采用最安全、最传统的做法——向重点行业注入大量补贴。这进一步为低效企业提供了生存土壤。
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
中央政府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不彰，因为它们没有触及根本的激励问题。
- 出台具体规定：中央计划限制地方政府发放财政补贴的自由裁量权。但地方官员总能找到新的方法来支持企业，例如，安排国有企业进行采购或施压银行展期贷款。山西的大运汽车就是一个例子，它在陷入困境后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府订单保证和高速公路通行费豁免等多种形式的支持。
- 设立专门的破产法庭：虽然专业法庭提高了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但地方政府可以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就进行干预，通过各种财政生命线来阻止或拖延破产。
- 中央直接干预：中央政府正在试点一项修正案，授权中央机构直接申请清算僵尸企业，以绕过地方阻力。但其效果取决于中央识别和处理这些企业的能力，而那些受到地方政府青睐的僵尸企业可能很难被发现。
一位前销售人员曾对大运汽车评论道：“大运不可能破产，政府绝不会允许。”这句话揭示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深蒂固。
改革的出路：改变激励机制
最能直接触及激励核心的措施是财政审计，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终身问责制来惩罚不计后果的支出行为。
然而，仅仅削减债务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严厉的紧缩政策可能会让官员们更不愿意关闭企业，因为这会导致短期内税收减少和土地价格下跌，使本已紧张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一个更可行的方案是：
- 将地方自定的债务削减目标纳入考核：中央设定评估指标（如债务与GDP比率），但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设定具体的量化目标和时间表。考核不仅看结果，也看目标的“雄心”，以此鼓励地方官员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来处理低效企业和削减债务。
- 鼓励市场化资本配置：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奖励那些能够有效吸引私人资本的地方政府。这有助于减少政府对企业生存的低效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官僚激励体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曾是推动经济奇迹的引擎，但现在却成了实现生产率驱动型增长的障碍。要让地方官员真正行动起来，清理那些“行尸走肉”般的企业，关键不在于告诉他们不能做什么，而在于改变他们能从“埋葬僵尸”中得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