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可能并未意识到，但20世纪现代主义诗人巴兹尔·班廷 (Basil Bunting) 的一生为他强烈的北方立场提供了一个文学先例。班廷通过其生活和作品，尤其是杰作《布里格弗拉茨》，创造并定义了现代意义上的英格兰“北方”概念。他认为，一种独特的北方文化身份是抵御南方中心主义和寻求区域自治的基石。最终，班廷的经历揭示了一个核心观点：真正的政治变革必须植根于文化和想象力，艺术和情感共鸣是实现集体行动的起点，而非政策文件。
一个早期的北方主义者
巴兹尔·班廷出生于1900年的泰恩赛德，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北方人身份使他与当时由南方主导的英格兰格格不入。这种对英格兰权力中心的对抗情绪，加上他的贵格会信仰，促使他在1918年因良心拒服兵役而入狱。
这段经历让他对英格兰、权势集团和所谓的“南方人”产生了终生的怨恨，并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思想。
这次监禁经历使班廷彻底拒绝了英格兰的传统，转而拥抱更具世界性的文学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与流亡
1923年，班廷在巴黎结识了激进的现代主义诗人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并迅速成为其追随者。他选择加入以庞德为核心、反英格兰传统的实验主义圈子，这使他进一步被伦敦主流文学界孤立。
- 创作突破: 尽管他的早期诗歌获得了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叶芝等人的赞赏，但与前卫派的紧密联系让他被出版商列入了黑名单。
- 职业中断: 在与庞德因法西斯主义问题决裂后，班廷的前景日益黯淡，最终放弃了诗歌创作。
- 漫长沉寂: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先后担任过水手、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记者，诗人的身份似乎已被遗忘。
回归与复兴
战后，班廷回到英格兰东北部，在纽卡斯尔一家报社工作，生活并不愉快，似乎注定要在“地方的默默无闻”中度过余生。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班廷在纽卡斯尔遇见了年轻的工人阶级诗人汤姆·皮卡德，并成为了当地“摩登塔”诗歌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个位于中世纪城墙内的空间，成为了一个反文化的中心，吸引了艾伦·金斯堡等众多垮掉派文学家前来。
在一个文学话语权被伦敦牢牢掌控的国家，“摩登塔”的活动本身就是北方公民赋权的一次罕见胜利。
这次“六十年代的觉醒”重新点燃了班廷的创作活力，也为一种新的北方区域主义提供了想象力的起点。
《布里格弗拉茨》：北方的文化蓝图
班廷的复兴以其杰作《布里格弗拉茨》 (Briggflatts) 为标志。这部现代主义长诗于1966年发表，迅速引起轰动，它向全球读者激情地展示了英格兰北方的身份认同。
在这首诗中，班廷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北方神话：
- 语言风格: 模仿古英语的头韵诗，营造出独特的韵律感。
- 历史画卷: 将个人流亡与回归的故事，与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历史片段交织在一起，包括古代威尔士史诗、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的创造者以及维京国王“血斧”埃里克等。
- 核心概念: 他用“诺森布里亚”作为整个英格兰北方的代名词，并塑造了代表北方善与恶的两个象征人物——虚荣的维京国王埃里克·血斧和圣洁的圣卡斯伯特。
通过这部作品，班廷为“北方”创造了一个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想象。
从文化到政治
在晚年，班廷致力于推动一个亲北方的文化项目。他将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华兹华斯的诗歌等北方文化遗产作为构建独特北方想象力的基础。
尽管他的关注点主要是美学和文化，但其政治意涵也十分明确。在英格兰权力下放的讨论兴起时，他曾半开玩笑地提出要在亨伯河设立护照检查站。
“我想要的是那种艺术：坚实的线条、对位的旋律、事物的本质而非幻象，错综复杂而非混乱。我想要更多这样的东西，一个像任何你能提到的土地一样丰饶的诺森布里亚。”
班廷相信，要为北方构建新的政治现实，就必须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灵感。
班廷留下的启示
我们应该承认，班廷的“北方民族主义”有其局限性，甚至带有一丝沙文主义色彩。然而，他的愿景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催生这种愿景的背景——英格兰惊人的过度中心化——并未改变。
- 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化: 无论是出版、媒体还是政治，绝大多数机构都集中在伦敦。
- 想象力的重要性: 班廷和伯纳姆一样，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区域权力下放方案。但班廷的例子提醒我们，在想象一个更公平的未来时，想象力必须先行。
政治改革的起点，必须是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即对使区域身份有意义的集体意识的认识。因此，对于伯纳姆将北方流行文化作为其政治符号的做法，或许不应只有嘲讽。一个变革性的政治项目，其开端可能不是详尽的政策文件，而是由艺术、诗歌和音乐提供的、能够凝聚人心的情感与想象基础。至少，班廷会同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