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鉴，民主制度正面临衰退，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扩张、政治极化和经济挫败感。当维系民主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瓦解时，即使是精心设计的宪法和制度也无法抵御专制倾向。这一现象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为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民主国家敲响了警钟，揭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脆弱性。
权力的演变：从制衡到集中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初考察美国时，认为总统专制的风险很小。他看到的是一个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联邦政府，总统的职能主要局限于外交和军事。
- 过去的制衡： 当时，总统必须与各州及国会分享权力。联邦政府的国内职能非常有限，1832 年仅有 1.2 万名文职雇员。
- 今天的现实： 如今，联邦政府的职能已渗透到公共福利的方方面面。文职雇员增长到 200 万，联邦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从几乎为零飙升至 23%。
托克维尔曾论断，民主国家中专制的风险与行政部门对其内部事务的控制程度成正比。
自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宪法第二条将所有行政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总统拥有独立的选举授权，可以任免所有联邦雇员，并提名联邦法官。这种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在拉丁美洲屡次导致民主的颠覆。
特朗普现象：专制思想的体现
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民主衰退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他的行为展现了极权主义思想的三个典型症状：
- 个人崇拜： 围绕一个魅力型领袖建立个人崇拜。
- 国家认同： 将国家完全等同于他个人。
- 拒绝异议： 拒绝承认任何反对或异议的合法性。
特朗普系统性地无视规则，这些规则恰恰是区分民主领袖与暴君的标志。他利用公权力对付政敌，包括州长、市长、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甚至大学。这些行为直接破坏了法治的核心原则——即国家权力必须依据公开、普适的法律行使，而非统治者的个人意愿。
两极分化：共同基础的瓦解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特朗普的行为方式，而在于为何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支持他。当一个社会因利益和观念产生根本分歧时，民主的存续依赖于一个前提：即使我们不同意结果，我们也要共同接受决策过程的合法性。
这需要人们更加关心决策过程的有效性，而不是在任何特定问题上“获胜”。它要求人们将政治对手视为意见不同的同胞，而不是需要被摧毁或起诉的敌人。
在美国，意见的极化导致人们不再尊重那些产生不利结果的决策过程。这种分裂的根源复杂：
- 左翼的推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由派共识，利用其在法院、大学等机构的文化控制力，推行不被大众普遍认可的身份政治和批判理论，并将不同意见视为非法。
- 右翼的反噬： 作为回应，右翼的反弹则更为激烈。共和党内的“MAGA”运动不准备接受除自身之外任何政治观点的合法性，从而抛弃了使宪法得以运作的政治文化。
这种文化瓦解体现在国会放弃其作为宪法两党守护者的传统角色，以及在司法提名和选区划分（即所谓的“杰利蝾螈”）上的极端党派之争。
英国的镜鉴：制度的优势与隐患
与美国相比，英国的议会制在分散权力方面做得更好，其制度性防御看似更为健全。例如，首相需要维持下议院的信任，司法任命由非政治委员会负责，选区划分也由独立机构处理。
然而，英国的制度也存在严重弱点：
- 缺乏固化的宪法保护： 任何关于选举或司法任命的法律都可能被议会多数票推翻。
- “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 在一个日益多党化的体系中，“领先者当选”制（FPTP）可能让一个仅获得少数选票的政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从而产生不稳定的结果。
- 党魁选举机制： 政党领袖（未来的首相）由少数基层党员选出，这些人往往是政治光谱两端的积极分子，不具代表性。
英国制度性防御专制主义的能力存在严重缺陷。
这些弱点意味着，专制倾向同样可能在英国出现。鲍里斯·约翰逊清洗党内不同意见者，以及美国共和党议员因表现出独立判断而被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取代，都说明了这一点。
经济根源与年轻人的幻灭
对民主的信心下降与经济悲观情绪密切相关。自二战以来，人们习惯了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观念。然而，当经济增长的果实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时，大众的经济挫败感便会加剧。
- 财富分配不均： 在美国，财富增长主要由科技和金融等行业驱动，这些行业仅雇用少数高技能人才。传统的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收入停滞不前。
- 年轻人的失望： 年轻人是这种经济机会收窄的主要受害者。他们面临高昂的房价、停滞的就业市场，并承担着为老龄化人口提供福利的税收负担。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民主不满的人占多数。这种不满与经济悲观情绪精确相关。因此，年轻人对威权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正在上升，这并不奇怪。
民主的脆弱性
当人们感到失望时，他们会指责“体制”并转向强人政治，幻想强人能够解决问题。然而，拒绝政治，实际上就是拒绝民主本身。
政治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运行机制。没有政治，就不可能有民主；没有政治家，也就不可能有政治。
民主制度在处理气候变化、养老金改革等需要付出短期代价的长期问题上，历来表现不佳。因为选民往往会拒绝那些降低他们当前生活水平的措施。
民主是脆弱的，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例外。当今世界，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某种形式的专制政权之下。即使是像英国这样的“完全民主”国家，也无法保证下一代仍能如此。对乐观主义的粉碎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它可能为专制主义的回归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