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针对地下器官移植公司的调查记录。记者伪装成患者家属，与一个声称能在海外安排肾脏移植的组织在 Telegram 上进行了三周对话。对方开价近三百万新台币，要求以虚拟货币或类似“车手交款”的现金“埋包”方式支付。尽管对方能准确说出患者病历细节以获取信任，但多位移植医师和检察官在分析对话后一致认定，这极有可能是一场利用患者求生欲望的精密骗局。
一场源于绝望的接触
起因是一名记者的长辈因长期洗肾而身心俱疲，无法忍受手臂廔管压迫神经、反复感染、食欲不振等副作用。在为家人寻求帮助的过程中，记者在病友社群中接触到了一名自称换过肾的病友“陈家源”。
这位病友声称自己通过一家“公司”成功在中国上海的医院进行了肾脏移植，并对整个过程赞不绝口。
“去过之后就会觉得大陆的医疗水平不输台湾，让我觉得很安心。……因为现实上我知道他们就是要钱，我也要肾。”
他强调自己并非中介，但将关键的联系方式——一个名为“李医师（总司）”的 Telegram 帐号——介绍给了记者。
精心设计的骗局：三周对话实录
这家所谓的“公司”自称由跨科别医师组成，已私下经营十年，提供在中国和台湾的器官移植服务。在中国的肾脏移植手术报价为 290 万新台币，在台湾则为 320 万。
整个对话过程由不同身份的“医师”分阶段进行，充满了试探、诱导和施压。
第一周：“陈医师”的试探与规则
对话初期，对方首先要求提供患者的身份证和健保卡照片进行身份验证，并声明不服务军公教人员。在通过验证后，他们才透露了服务流程，其中包含多个疑点：
- 先付款后办事： 明确表示收款后才会启动流程。
- 收款方式可疑： 不接受银行转账，只接受虚拟货币（USDT）或现金“埋包”。“埋包”是指将现金装入背包，放到指定医院存放，手法类似毒品或赃款交易。
- 信息不透明： 当被问及合作医院、主刀医师等关键问题时，对方一概不正面回答，并称“我们无法给您任何可信证据”。
第二周：“吴医师”的温情攻势与信任诱饵
第二周，对话由“吴医师”接手。他一方面施加时间压力，声称洽谈期只有两周，另一方面则开始释放“利好”以获取信任。
“因为你我时间宝贵，真正需要的客户是追着我们跑。”
为了证明其专业性和能力，他准确说出了记者长辈病历上的高血压病史。由于病历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特种个人资料，这一举动让我们开始动摇。随后，他又提出更多诱人的条件：
- 优先看诊： 承诺安排神经科医师处理长辈的廔管问题，无需挂号排队。
- 分期付款： 同意手术费分期支付，但要求提供保险、存款、房产等财力证明。
第三周：“蔡主任”的临门一脚与最终王牌
最后一周，层级更高的“蔡主任医师”登场，角色更像一名试图完成交易的业务员。他不断催促付款，并制造焦虑感，声称“目前公司待移植17位，待收款8位……逾时不候”。
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他直接指定了现金交付的时间和地点，例如晚间9点的台北车站大厅或嘉义长庚医院。
在对话的最后阶段，他亮出了最终王牌：一张手机截图照片。照片显示了长庚医疗体系（CGMH）肾脏科医师吴欣旭的线上看诊画面，以此证明他们与台湾知名医师有合作关系。
揭开真相：骗局下的真实医师与专家判断
调查团队直接联系了被冒名的吴欣旭医师。吴医师本人对此感到极为震惊，并明确表示自己与所谓的“公司”毫无关系，且一贯不鼓励患者进行境外移植。
“这真的很扯，很夸张，我有点吓一跳。……诊间一定都会有病人问，问的话我的答案一样都是不鼓励。因为道德方面我就没有办法过去。”
此外，曾侦办器官移植案件的检察官陈顗安也指出，真正的移植中介通常会在配对完成后、出发前才收款，不会预先要求支付大笔费用。因此，这个 Telegram 上的组织极有可能是诈骗集团。
骗局为何奏效：利用绝望与法律灰色地带
事实上，这类以器官移植为名的诈骗在疫情后明显增加。诈骗集团利用了患者和家属的几个核心痛点：
- 求生心切： 台湾等待换肾的人数将近 9,000 人，而洗肾人口已突破 9 万，巨大的需求缺口让患者愿意冒险。
- 信息不对等： 诈骗集团将跨境移植包装成高端医疗旅游，并利用患者家属的焦虑心态行骗。
- 利用违法心理： 由于买卖器官本身是违法行为，许多受害者即使发觉被骗，也不敢报警。 > “大家也不会去报警，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违法的。”
诈骗的手法多样，包括收取数百万“疏通费”或订金后让患者空等，或以配对失败为由不断要求加价。
最终，在与这家地下移植公司的对话中，对方曾说：“相信在台没有发生这类新闻，在此这是救命钱。” 然而，没有新闻不代表没有犯罪。这些骗局正是在法律和信息的灰色地带中，利用人们对生命的渴望，进行着无情的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