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台湾拥有亚洲领先的器官移植技术，但器官捐赠率却长期处于全球末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困境源于“死留全尸”的传统观念、家属在关键时刻的反对、负面新闻与网络谣言的冲击，以及制度上的障碍。要扭转捐赠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不仅需要优化法律和捐赠流程，更关键的是加强政府支持与社会教育，将器官捐赠从一个沉重的医疗议题，转变为体现生命价值的社会共识。
领先技术与垫底捐赠率的矛盾
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将器官移植合法化的地区，移植存活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先进的医疗技术并未带来高捐赠率。
- 捐赠人数持续下滑： 近年来大爱器官捐赠人数连续下降，2024年上半年仅130人，可能创下近9年新低。
- 健保卡註记意愿降温： 在健保卡上註记器官捐赠意愿的新增人数也在减少。
- 漫长的等待名单： 截至2024年5月，全台有超过11,000人等待器官移植，其中以肾脏（73%）需求最大。平均每天有3.3人因等不到器官而离世。
“为什么我家人最后都要死了，还要让他挨一刀？”
这是器官劝募协调师在第一线最常听到的家属反弹。这种情绪反映了捐赠推广面临的巨大挑战。
器官捐赠的寒冬：为何意愿持续降温？
劝募人员和医生普遍感受到，器官劝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其背后原因错综复杂。
传统观念与家庭压力： “死留全尸”的观念根深蒂固，担心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不完整”。同时，台湾社会重视家族共识，即使逝者生前同意，只要有一位家人反对，捐赠流程就可能中断。
负面舆论与错误信息： 2025年的一起心臟停止死亡後捐贈（DCD）案例，因程序认知差异被舆论解读为“乱摘器官”，并与中国强摘器官的议题混为一谈，严重打击了公众信任。
临终时的情感挣扎： 在生离死别的悲痛中，家属难以理性做出捐赠决定。许多人无法接受亲人离世后还要再进一次手术室，签下同意书仿佛是放弃了最后一丝希望。
对死亡的避讳： 华人文化普遍回避谈论死亡，导致许多家庭从未在生前沟通器官捐赠的意愿。这使得决定权最终落在不知所措且极度悲伤的家人身上。
大多数人没有在生前适当地表达器捐意愿，而是要到生死离别时，才交由家人来决定。在极度悲伤情绪下，亲属通常很难理性做出选择。
提升捐赠率的三支箭
面对困境，移植界从制度、教育和法律三个层面提出了解决方案。
1. 完善劝募机制与公共教育
制度本身并非决定性因素。同样采用“知情同意制”的美国，其捐赠率远高于台湾，关键在于建立了完善的器官劝募组织（OPO）网络。台湾虽有类似设置，但劝募动力多集中在有移植需求的医院，未能全面覆盖。
同时，正向的社会叙事至关重要。韩国曾通过报道拳王崔耀三捐赠器官拯救6人的事迹，以及《机智医生生活》等影视作品，成功扭转了社会风气。相较之下，台湾的器捐故事鲜少获得公开的荣誉与尊重。
医生是关键角色，研究显示，若由医疗团队主动说明捐赠意义，捐赠比例可从5%提升至17-20%。
2. 放宽活体肾脏捐赠法规
目前，活体肾脏捐赠仅限五等亲内的“血亲”，而活体肝脏捐赠则包含“姻亲”。专家呼吁：
- 统一捐赠标准： 将活体肾脏捐赠范围扩大至五等姻亲。
- 增加捐赠来源： 此举不仅能增加器官来源，还能帮助患有遗传性肾病的家庭，因为他们的血亲可能不适合捐赠。
3. 优化心死捐赠（DCD）流程
心臟停止死亡後捐贈（DCD）有潜力增加 20%至30% 的器官来源，但目前流程复杂、时间紧迫，导致执行率极低。若涉及非自然死亡，还需司法相验，过程更加繁琐。
改革方向包括：
- 短期： 简化实务操作，让检察官提前介入，缩短行政程序时间。
- 长期： 通过修法为DCD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消除执行中的模糊地带。
政策支持的缺位与未来的方向
尽管第一线人员努力不懈，但政府的支持力道却在减弱。
- 预算被稀释： 器官捐赠的宣导预算逐年下降。自从相关业务与安宁缓和、病人自主合并后，器捐业务的资源被进一步分散。
- 医院动力不足： 器官移植业务本身并不盈利，在缺乏政策激励的情况下，医院投入劝募的意愿有限。
- 政府态度消极： 面对困境，卫福部官员未提出具体改革方向，反而将重点转向预防慢性病以“减少移植需求”，回避了提升捐赠率的核心问题。
“政府又不支持器捐，政策面就這樣子，器捐移植界這幾年是很低迷。”
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仅依赖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必须将器官捐赠提升为一项长期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生命教育议题，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捐赠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同和尊重的生命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