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是一场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全球性灾难，但它并非导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关闭移民大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移民限制政策源于更早形成的社会偏见、经济焦虑和政治运动。这些力量将特定的移民群体与疾病、社会不稳定和种族退化联系在一起，并最终通过《1924年移民法》得以实现。该法案利用基于18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配额制度，系统性地限制了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并完全禁止了亚洲移民，从而在法律上重塑了美国的民族构成。
一场未知的瘟疫
1918年秋天，一种致命的流感病毒席卷了美国，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德文斯军营 (Camp Devens) 成为了疫情的缩影。这种病毒与普通流感完全不同，其发展极为迅速。
- 症状骇人： 感染者在几小时内皮肤会变成一种被称为“天芥菜色”的蓝紫色，这是因为肺部迅速充满液体，身体严重缺氧。
- 死亡率极高： 德文斯军营一天内就有上百人死亡，尸体多到没有足够的棺材来安放。
- 顶级专家也感到震惊： 当时美国最顶尖的医学专家，包括被誉为“美国现代医学之父”的威廉·亨利·韦尔奇 (William Henry Welch)，在亲眼目睹了病毒对肺部的破坏后，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韦尔奇称这必定是“一种新型感染或瘟疫”。
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军人物维克多·沃恩 (Victor Vaughan) 甚至做出了一个黑暗的预测：
如果疫情继续以当时的速度蔓延，人类文明可能会在几周内从地球上消失。
死亡的“W”曲线
这次流感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它的致死人群。普通流感的死亡率曲线呈“U”形，主要威胁最年幼和最年长的人。然而，1918年大流感的死亡率曲线却呈现出独特的“W”形，在中间出现了一个针对20至40岁青壮年的死亡高峰。
造成这一现象的现代猜测是，年轻力壮者过于强大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时反应过度，产生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其自身的肺部被免疫系统攻击并摧毁。
这场疫情最终导致约67.5万美国人死亡，比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总和还要多。全球死亡人数估计在5000万到1亿之间，使其成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单一事件。
截然不同的城市应对
由于当时美国几乎没有统一的国家级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疫情的责任完全落在了各个城市身上。地方政策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生死。
- 费城： 尽管医生们一再警告，费城依然举行了一场吸引了20万人参加的“自由公债”游行。72小时内，全城医院床位爆满。在接下来的六周里，约有12000人死亡，尸体堆积如山，政府甚至动用蒸汽铲挖掘万人坑。
- 圣路易斯： 在卫生专员马克斯·斯塔克洛夫 (Max Starkloff) 的领导下，圣路易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前就采取了果断措施，关闭了学校、剧院、教堂等公共场所，并错开工厂和商店的运营时间以减少公共交通的拥挤。最终，圣路易斯的死亡率约为费城的一半。
一场被遗忘的灾难
尽管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创伤，这场大流感却在美国的国家记忆中迅速消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学作品、纪念碑或纪念日。这种“集体遗忘”的原因很复杂：
- 战争的阴影： 疫情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亡所掩盖。
- 来去匆匆： 疫情在一年内迅速爆发又迅速消退，未能像持续四年的战争那样沉淀为持久的记忆。
- 缺乏叙事意义： 这场灾难没有敌人可供指责，没有胜利可供庆祝，也无法被解读为“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它只是一场偏爱夺走年轻人生命的、毫无意义的灾难。
重要的是，尽管这是一场由病毒引发的全球性灾难，但它在当时并未被大规模地归咎于移民。病毒的传播路径明显与军队调动有关，使其难以被嫁祸给新来者。关闭移民大门的动力来自其他地方。
根深蒂固的偏见：移民与疾病
早在1918年大流感之前，将移民与“肮脏”和“危险”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早已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
自1891年起，联邦法律就禁止患有“令人厌恶或危险的传染病”的外国人入境。“令人厌恶”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将疾病与移民的“不值得”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偏见在实际执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1892年： 当时纽约港对来自波罗的海船只上的俄国犹太裔乘客实施了长达20天的隔离，而同船的头等舱乘客却可以自由上岸。
- 1900年： 旧金山爆发鼠疫后，当局仅封锁了唐人街，将华裔和日裔居民隔离起来，而居住在同一区域的白人居民则被放行。这实际上是在隔离一个种族，而非一种病毒。
- “伤寒玛丽”： 爱尔兰移民厨师玛丽·马伦 (Mary Mallon) 成为一个完美符号，她是一个健康的病毒携带者，被描绘成对公众的威胁，并因此被长期监禁。
因此，大流感并非创造了“移民带来疾病”的观念，它只是发生在一个这种观念早已存在的国家。
关上大门：一部限制法案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移民人数开始回升，这促使主张限制移民的势力采取行动。最终导致《1924年移民法》出台的，是三股强大社会力量的合流。
三股合流的力量
- 劳工组织的经济担忧： 以塞缪尔·冈珀斯 (Samuel Gompers) 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认为，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会拉低工人工资，并被资方用作破坏罢工的工具。
- 优生学与“科学种族主义”： 麦迪逊·格兰特 (Madison Grant) 的著作《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宣扬北欧人种优越论。国会任命的“优生学专家”哈里·劳克林 (Harry Laughlin) 则通过伪造的数据和图表作证，声称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携带遗传缺陷，正在“污染”美国的种族血统。
- 战后的“百分百美国人”狂热： 战时对绝对忠诚和统一性的要求，在战后转向了国内的“未被同化”的外国人，他们被视为潜在的威胁。
用数字算法定义归属
这些力量共同推动了配额制度的建立，其设计充满了歧视性。
- 1921年《紧急配额法》： 这是一个临时措施，规定每个国家每年的移民配额为其在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所占人数的3%。
- 1924年《移民法》 (约翰逊-里德法案)： 这是决定性的一步。这部法律的设计堪称伪装成中立算法的歧视杰作。
- 关键机制： 该法案将移民配额与 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挂钩。之所以选择1890年，是因为那时来自南欧和东欧（主要是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犹太人）的移民潮尚未大规模开始。
- 结果： 这一改变极大地偏向了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北欧和西欧国家，同时将意大利等国的配额削减至象征性的几千人。
- 彻底排除亚洲人： 该法案还包含一项条款，完全排除了“无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根据当时最高法院的判决，这实际上意味着全面禁止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的移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案并未限制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移民，因为美国西南部的农业雇主坚持需要来自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建造移民高墙的人，在自己需要的地方，留下了一扇门。
最终，美国选择了一条封闭的道路。社会活动家伦道夫·伯恩 (Randolph Bourne) 曾提出建立一个“跨国美国”的愿景，即一个允许多元文化共存并因此更加丰富的国际化国家。然而，这条路未被采纳。伯恩本人也在1918年12月死于大流感，他的愿景与他一同逝去。那场带走了无数生命的瘟疫，最终与一部重塑美国民族定义的法律，共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