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东的危险局势，特别是在加沙和伊朗的冲突背景下，暴露了以往解决或回避巴以问题两种策略的局限性。一个现实的出路是将巴勒斯坦问题融入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性解决方案中。随着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一个潜在的新政府可能不会彻底改变政策，但可能愿意接受一个包含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内的区域性协议，从而为缓和局势、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并为以色列自身争取战略安全提供一个有限但关键的契机。
破局的契机：后内塔尼亚胡时代的政治变动
以色列政坛可能正接近一个转折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党派联盟领先于他当前的执政联盟。
- 新的挑战者： 主要挑战者是加迪·艾森科特 (Gadi Eisenkot)，他是一位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他并非鸽派，但主张武力应服务于可实现的政治目标，并因认为内塔尼亚胡缺乏战后计划而辞去战时内阁职务。
- 新政府的现实可能： 一个由艾森科特等人组成的新政府，不会立即接受“两国方案”或完全逆转加沙政策。其联盟伙伴纳夫塔利·贝内特 (Naftali Bennett) 甚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 有限但关键的突破口： 尽管如此，新政府可能不再像现任政府那样，主动让冲突变得无法解决。他们可能会更重视与华盛顿和利雅得的关系，愿意接受内塔尼亚胡所拒绝的限制，并采取一些建设性步骤来化解紧张局势。
批评者认为，更换领导人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但这将是一个错误。一个新政府或许不会解决冲突，但它可能会停止积极地使冲突变得无法解决。外交的开端，往往就在于这样有限的机会。
燃眉之急：西岸地区日益恶化的局势
西岸地区的局势恶化使得外交努力变得尤为紧迫。在现任极右翼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色列对西岸的控制达到了新的极端。
- 政府的纵容与推动： 政府纵容甚至协助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同时加速定居点扩张，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本已有限的权力。
- 事实上的隔离： 为定居者修建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与巴勒斯坦人使用的、维护不善且随时可能被关闭的道路网络形成鲜明对比。在希伯伦等城市，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动受到严重限制，街道如同鬼城。
- 系统性的暴力： 定居者的暴力行为急剧增加，包括枪击、纵火、破坏财产和恐吓社区，而以色列军警很少干预。
“在某个时刻，情况可能会爆炸。几个年轻人可能进入一个前哨站，屠杀一个家庭。定居者随后可能进行大规模报复；以色列军方可能介入，导致暴力事件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崩溃。”
反对派代表表示，如果他们组建新政府，将严厉打击西岸的定居者暴力。这表明，政治变革可能首先在遏制西岸的混乱局势上取得进展。
区域性方案：超越传统的两国方案
传统的巴以直接谈判路径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更具前景的模式，是将巴勒斯坦问题嵌入一个更大的区域框架内，即所谓的“23国方案”——一个将巴勒斯坦主权进程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关系正常化相结合的协议。
这个构想的核心在于改变各方的战略考量：
- 对以色列的激励： 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可以修复与美国日渐疏远的关系，更全面地融入中东，并建立一个能够长期制衡伊朗的联盟。
- 对巴勒斯坦的改变： 这将是几十年来，外交首次能切实改变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冻结和逆转定居点扩张、保障行动自由和增强巴勒斯坦自治，可以为他们带来切实的利益。
-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 在沙特等国的压力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例如废除了备受争议的“按罪付酬”囚犯津贴制度，并计划举行选举以恢复其政治合法性。
现实路径与挑战
这个区域性方案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各方做出艰难的承诺。
- 以色列的让步： 以色列需要做出“不可撤销的承诺”，以切实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例如移交部分由其控制的西岸土地的管辖权。这将是其获得关系正常化的“账单”。
- 美国的承诺： 美国需要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并重新致力于其与以色列的联盟。尽管美国国内存在对以色列施压的声音，但广泛的武器禁运等措施只会让区域性和解变得更加困难。
- 巴勒斯坦的行动： 巴勒斯坦方面需要公开支持这项协议，并继续推进内部改革。
著名中东问题专家马丁·英迪克 (Martin Indyk) 曾指出，将最终地位谈判作为前提条件是“注定要失败的”。更好的做法是专注于“改变西岸的地面状况”，将其作为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而不是前提。
最终，这个方案不会在一夜之间带来和平。但它提供了一条路径，可以阻止并扭转那个让和平变得不可能的下滑趋势。它用一个务实的、多方共赢的区域性框架，取代了屡屡失败的双边谈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