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至1929年间的美国见证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一方面，1919年的大规模钢铁罢工暴露了工人（尤其是移民）恶劣的工作条件，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终结十二小时工作制，而非政治革命。另一方面，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希望和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演变成由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和年轻的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红色恐慌”，他们利用驱逐出境等行政手段镇压激进分子。然而，这场镇压也催生了内部的反抗，并最终在法律层面留下了深远遗产——以霍姆斯大法官著名的异议为开端，逐步奠定了现代美国言论自由的法律基石。
一场关于工时，而非主义的罢工
1919年9月22日，20岁的拉尔夫·肖站在南芝加哥工厂的大门外，和其他工人一起决定是否参加罢工。他和他父亲都在这里工作，忍受着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小时的轮班。当轮班交替时，工人甚至需要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
这次罢工的核心诉求并非源于莫斯科的激进主义，而是源于无法忍受的工作时间表。最终，全国有三十六万五千名工人走出工厂，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关键在于，工人在大门处的真实诉求与罢工的破坏者所赋予它的政治含义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这次罢工由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下属的二十多个独立工会组成的全国委员会组织。实际的组织者是委员会秘书威廉·Z·福斯特，他被公认为当时美国最出色的组织者。然而，他的过去——曾是一名提倡工人夺取生产资料的工团主义者——成为了他的弱点。美国钢铁公司找到了他早年写的小册子，并将其分发给全国的报纸，成功地将罢工描绘成一场革命的序幕。
罢工失败的原因
罢工持续了108天，最终彻底失败。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三点，且紧密交织：
- 武力镇压： 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钢厂城镇，集会被禁止，罢工者仅因站在街上就会遭到殴打和逮捕。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甚至动用了联邦军队，实施了所谓的“军事管制法”。
- 种族与族裔分裂： 钢铁公司引进了数万名“工贼”，其中许多是来自南方的黑人。由于长期被AFL的工会排斥，他们对工会毫无忠诚可言。公司还在移民罢工者内部挑拨离间，利用塞尔维亚人对抗克罗地亚人，波兰人对抗立陶宛人。
- “布尔什维克”标签： 这场争取更短工作日的罢工，在公众心目中被重新定义为革命的前哨战。一旦被如此定义，镇压行动就不再是破坏罢工，而成了保卫国家。
不同的教训
这次失败让组织者福斯特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国家愿意，任何罢工都可以被贴上革命标签并被粉碎。因此，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好的罢工，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两年内，他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讽刺的是，指控他为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恰恰促使他成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指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它所指控的事物。
虚构人物拉尔夫·肖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找到了一个愿意派遣他去组织工人、并为此感到光荣的组织。他因此奉献一生，但也因此在后来的“红色恐慌”中被自己为之流血的工会开除。他身上的勇敢、纪律和忠诚，既是让他成为优秀组织者的品质，也是让他最终被抛弃的原因。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不可或缺的建设者，也成为难以共存的盟友和轻易树立的敌人。
遥远的希望：美国知识分子与俄国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存在一股重要思潮，他们将俄国革命视为希望而非威胁。一战后的幻灭感，让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别处寻找希望。
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19年，他从苏俄返回后说出了那句名言：
我已经去过未来，它行之有效。
这句话成为了一个时代心态的墓志铭。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蒂芬斯后来承认，这句话是他在抵达俄国之前就构思好的。他们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将俄国革命视为一个投射理想的屏幕。
然而，现实远比理想复杂：
- 分裂的左派： 俄国革命并未团结美国左翼，反而使其分裂。1919年，美国社会党因是否听命于莫斯科而四分五裂，最终分裂出一个残余的社会党和两个相互敌视的共产党。
- 饥荒的现实： 斯蒂芬斯宣称“未来行之有效”的两年后，俄国爆发了大饥荒，导致约五百万人死亡。最终，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赫伯特·胡佛领导的美国救援署提供的粮食所缓解的。胡佛是当时最著名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不应因政府的意识形态而让儿童挨饿。
“红色恐慌”：一场并非空穴来风的搜捕
“红色恐慌”常被描述为一场歇斯底里的非理性恐慌，但它并非毫无根据。当时，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确实看到了一些令人恐惧的现象：
- 世界革命的号召： 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宣称要推翻所有现有国家，并成立了共产国际来实现这一目标。
- 国内的恐怖主义： 1919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真实的爆炸案。炸弹被邮寄给多位政要，其中一枚炸弹炸毁了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的住宅前门。
- 大规模的劳工动荡： 1919年发生了三千多起罢工，包括西雅图总罢工和波士顿警察罢工，让社会秩序显得岌岌可危。
尽管真正的炸弹袭击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并非同路人，但在公众的恐惧中，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外国出生的罢工者被混为一谈，成了一个需要被清除的“红色”敌人。
搜捕的机制
领导这场搜捕的是司法部长帕尔默，而其法律架构的设计者则是一个24岁的年轻律师——J.埃德加·胡佛。他们没有选择需要陪审团和严格证据标准的刑事诉讼，而是利用了更高效的工具：驱逐出境。
内部安全领域的管控，没有通过刑事法来实现，而是悄悄地通过移民法得以建立。激进分子的“外来者”身份不是偶然的，而是这场恐慌的法律运作机制。
胡佛建立了庞大的卡片索引系统，记录了数十万名激进分子和组织的详细信息。这个系统成为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监视机器的雏形。
1919年11月和1920年1月，司法部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帕尔默突袭”，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数千人。许多人未经合法程序被拘留，公民与外籍人士被一同抓捕。最著名的事件是“苏维埃方舟”号，它将249名被驱逐者送往俄国，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玛·高盛。
恐慌的终结与双重遗产
然而，这场搜捕最终被阻止了，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内部的人士阻止的。
- 劳工部助理部长路易斯·波斯特是一位坚持正当程序的老派改革者。他负责审查驱逐令，发现大量案件缺乏证据，于是取消了数千份逮捕令。
- 费城的联邦检察官弗朗西斯·费舍·凯恩因抗议突袭行动而辞职。
- 波士顿的联邦法官乔治·安德森在一份意见书中严厉谴责了政府的非法手段。
- 十二位美国顶尖律师（包括哈佛法学院的罗斯科·庞德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联合发表报告，详细记录了司法部的非法行为。
最终，帕尔默因其夸大的预言而声誉扫地。他曾警告全国，激进分子将在1920年5月1日发动大规模起义，但那天什么也没发生。这场恐慌随之迅速消退。
失败的辩护，胜利的原则
这场动荡最重要的遗产，恰恰来自于那些在当时未能阻止它的人。1919年，最高法院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维持了对几位激进分子的定罪。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撰写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异议意见。
他写道，真理的最佳检验，是让思想在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接受的力量……我们应永远警惕那些试图压制我们所厌恶的观点的企图。
虽然霍姆斯输掉了这个案子，但他的异议进入了法律的血脉。几十年后，这一“思想的自由市场”原则逐渐成为美国法律的主流。在一系列后续案件的“异议”和“协同意见”中，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等法官为现代美国言论自由法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世界上对异议保护最广泛的法律体系之一。
因此，1919年的动荡留下了双重遗产：
- J.埃德加·胡佛的卡片索引： 美国监视国家的种子，一个从未被拆除的镇压机器。
- 霍姆斯的《艾布拉姆斯案》异议： 美国言论自由法律的种子，一个在当时输掉所有官司，却在随后半个世纪里赢得了整个国家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