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产业宝莱坞曾经是文化多元的象征，如今却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压力下逐渐屈服。通过审查、恐吓等惩罚手段和对亲政府宣传片提供奖励，当局成功引导了电影业的创作方向，导致行业内出现普遍的自我审查。宝莱坞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强大的娱乐产业是如何被政府驯服的，这对美国也是一个警示，因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使用类似的策略来施压好莱坞。
一部被消失的电影
印度导演哈尼·特雷韩的电影《Satluj》（原名《Punjab '95》）讲述了一位人权活动家的故事，原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却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被下架。这一事件是印度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缩影。
- 政府威胁: 在电影节首映前，制片人接到与印度政府有关人士的威胁电话，称如果电影在多伦多放映，将永远无法在印度上映。
- 审查刁难: 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CBFC）要求进行 127 处删减，甚至包括从片名中删除“旁遮普”一词，这使得电影几乎无法成形。
- 平台下架: 电影在流媒体平台 Zee5 上线仅两天后，应政府要求，以“威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为由被移除。不久后，该片在国际服务上也无法观看。
导演特雷韩对国家的民主信念产生了动摇，他质问道：
我们还生活在民主国家吗？
宝莱坞如何被驯服
自莫迪 2014 年上任以来，宝莱坞经历了巨大转变。曾经被视为印度世俗主义堡垒的电影业，如今越来越多地迎合政府的右翼形象。赞美印度教徒、丑化穆斯林的内容不断增加，而像《Satluj》这样触及政治敏感话题的电影则越来越少。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莫迪政府采取了两种核心策略：
惩罚异见者:
- 审查机构政治化: CBFC 的现任主席是总理的公开盟友，被批评者称为政府的“傀儡”。该机构已从一个评级机构变成了 “伪装的道德警察”。
- 滥用执法权力: 税务部门和警察被用来对付不听话的电影人。例如，穆斯林巨星沙鲁克·汗的儿子曾因毒品指控被捕，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对其父就穆斯林遭受暴力问题发声的报复。
- 煽动网络暴力: 莫迪的政党拥有一个庞大的网络水军，对持不同意见的导演、演员甚至影评人进行骚扰和威胁。
奖励顺从者:
- 政府不仅打压批评声音，还大力扶持意识形态宣传片。2022 年的电影《克什米尔档案》虽然被批评为歪曲事实、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却得到了莫迪的亲自背书和多个邦的免税支持，最终票房大卖。
- 《克什米尔档案》的成功催生了更多模仿者。动作片《Dhurandhar》及其续集等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电影，通过将莫迪塑造为正面角色，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这套软硬兼施的策略导致了电影业普遍的 以利润为导向的自我审查。制片厂为了规避风险和追求票房，纷纷避开争议题材，转而投资迎合政府的沙文主义电影。
有很多电影人的片子被卡住了，但他们出于恐惧不敢发声。
对好莱坞的警示
宝莱坞的遭遇为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了两个重要教训：
- 政府机构的中立性至关重要。 莫迪能够成功施压宝莱坞，关键在于他将 CBFC、税务和执法等机构政治化，使其成为执政党的延伸。
- 文化产业首先是逐利实体。 尽管好莱坞或宝莱坞在文化上可能表现出进步姿态，但当财务激励明显偏向政府时，它们会为了利润而选择顺从。一位影评人直言：
唯一的上帝就是票房。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展现出类似的倾向。他曾试图将司法部和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等机构武器化，以打击娱乐界的政敌，例如试图让吉米·坎摩尔的节目停播。虽然这些努力大多失败了，但一些公司似乎已在压力下屈服。
- 有案例表明，大公司在等待政府监管批准时，会做出一些讨好政府的决定。
- 一些电影项目，如亚马逊投资的梅拉尼娅纪录片，被一些业内人士视为对政府的“公然贿赂”，意在换取其他方面的监管便利。
现状与未来
当然，美国的情况远没有印度严重。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了比印度更强大的言论保护，其电影评级委员会的权力也弱得多。特朗普施加影响的时间也远不及莫迪。
然而，印度的教训在于，特朗普已经 识别并开始使用正确的施压机制：通过将政府机构政治化来提高自由表达的成本，同时为顺从者创造激励。这些攻击路线虽然在美国尚不成熟，但并非不可能演变成更严重的威胁。
像《Satluj》这样的电影所面临的处境是一个警钟——不仅对印度人，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提醒我们政府将如何控制创意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