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制派试图通过法律诉讼和媒体攻击来压制民粹主义领导人，但这套被称为“法律战”的策略往往会失败，甚至适得其反。无论是特朗普在美国的胜选，还是勒庞在法国的人气不减，都证明了这些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削弱民粹主义的吸引力。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中心派未能正视并解决真正驱动选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去工业化和低生产率，反而固守着早已失效的旧战术，最终导致自身影响力的衰退。
“法律战”的屡次失败
西方建制派似乎重复着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朝的错误——“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忘记”。他们试图利用法律程序削弱政治对手，即所谓的 “法律战” (lawfare)，但结果一再证明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 唐纳德·特朗普： 尽管面临诸多法律挑战，他还是赢得了 2024 年的大选，这本应是一个明确的警示。
- 马琳·勒庞： 法国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她参选总统，但最终失败，她的高人气丝毫未受影响。
- 其他案例： 从罗马尼亚到德国，建制派政党都在尝试剥夺右翼领导人的参选权或投票权，但这些做法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技术官僚们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现在，决定权将交还给选民。
这些行动不仅没能阻止民粹主义领导人，反而可能因为暴露出建制派的策略而进一步巩固了后者的支持基础。
法拉奇与媒体的对抗
在英国，奈杰尔·法拉奇的案例虽细节不同，但性质类似。他没有面临刑事指控，而是因未申报礼物而受到议会标准委员会的调查。然而，他通过主动辞职挫败了可能导致他被罢免的程序。
媒体在这场针对法拉奇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自私的。传统媒体的生存依赖于与政界的封闭式准入关系，例如英国的政治游说团或白宫记者团。
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社交媒体的产物，他们不尊重媒体组成的“卡特尔”。
特朗普和法拉奇等领导人绕过传统媒体，直接通过社交平台与民众沟通，这直接威胁到了传统媒体的生存模式。因此，媒体的攻击更像是一种自保行为。然而，这种策略很可能再次失败，因为法拉奇的支持者并不关心政治化的案件或捐款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是 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而他们认为许多传统政治家对此漠不关心。
政治中间派的盲区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中间派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质：缺乏反思和批判性的自我审视。他们一再固守着早已被证明失败的旧策略。
- 美国民主党人： 他们没有从希拉里·克林顿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再次对战胜特朗普充满过度自信，忽视了自身候选人的弱点。
- 英国的“重新入欧”运动： 他们仍然依赖于过去导致“留欧”运动失败的同样错误的经济论点。
- 德国的中间派政党： 他们想禁止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却忘记了过去针对类似政党的禁令曾在法庭上失败。与他们不同，AfD 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并采取了预防措施。
这种固执和缺乏变通正在侵蚀中间派的力量。尤其是在欧洲，中右翼政党通过与中左翼结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选民推向政治光谱的两端。
治标不治本的策略
解决民粹主义崛起的政治问题，需要着手处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例如 去工业化 和 低生产率。然而，中间派的政策议程却充满了转移注意力的活动。他们宁愿支持一个头戴垃圾桶的搞笑候选人，也不愿去修复破碎的经济基础。
当这些策略失败时，他们甚至可能诉诸于最后的、也是最绝望的手段——改变选举制度。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出于政治算计的改变往往会反噬其发起者，因为 选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愚蠢。
多边主义的消亡，并非因为它注定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支持者们从未学习，也从未忘记。
正如塔列朗的名言所描述的那样，建制派的衰落源于他们拒绝面对导致选民转向的经济和政治失败，只是不断回到他们熟悉的无效战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