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进步主义者主导的社会动员，他们将战争视为实现其“有管理的社会”理想的契机。这场动员催生了一个前所未有、权力集中的“战争国家”，它不仅通过战时工业局、食品管理局等机构深度干预经济，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计划性管理，还通过公共信息委员会进行大规模宣传以“制造共识”。然而，这种权力的扩张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言论自由受到《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的严厉压制，异议者遭到监禁，民间私刑泛滥。战后，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器被迅速拆除，但其压制异见、进行社会监控的机制却被保留下来，并转向了新的目标。
战争即国家安康
1917年，当美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领袖，包括约翰·杜威等人，纷纷支持参战时，一位名叫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年轻知识分子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他认为，他的导师们错误地以为可以驾驭战争这头猛兽，并将其引向积极的社会改造。伯恩为此付出了职业和社交的代价，并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去世。
在他未完成的手稿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成为了整个时代最有力的注脚：
战争是国家的安康（War is the health of the State）。
伯恩警告说，进步主义者们登上了一架他们无法掌控的机器。这个警告的背后，是一个国家权力即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的现实：政府接管铁路、配给煤炭、为小麦定价、征召四百万士兵，并对言论进行审查。
进步主义梦想的实现
对许多进步主义改革者而言，战争提供了一个他们梦寐以求的实验室。长期以来，他们主张现代经济过于复杂，不能任由市场和法院的盲目力量主导，而应由掌握事实、拥有公共权力的专家进行管理。战争在一夜之间赋予了他们实现这一理想的权力。
战时工业局 (WIB): 这是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试图从一个中央机构规划整个工业经济。由华尔街投机商伯纳德·巴鲁克领导，该机构决定了全国生产什么、用什么材料、生产多少、以什么价格、按什么优先级。它通过控制原材料的优先权来强制企业服从，从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产品标准化和效率提升。
食品管理局: 由赫伯特·胡佛领导，该机构成功地组织了美国的食品供应。胡佛摒弃了欧洲的强制配给制度，转而通过宣传和爱国主义，推动了一场全民自愿节约运动，如“无肉星期二”和“无麦星期三”。同时，为了刺激生产，政府为小麦等农产品提供了高价保证，让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收入。
铁路管理局: 这是最大胆的举措。1917年冬，面对战争运输导致的铁路系统瘫痪，威尔逊政府直接接管了全国的铁路网络，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国有化系统进行运营。政府直接设定时刻表、费率和工资，消除了私人企业间的竞争性重复建设。
在19个月内，一个原本被设计成“小政府”的国家，变成了其公民经济生活中最强大的单一力量。
制造共识
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需要公众的认同，而政府并未将此寄希望于偶然。威尔逊总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 (CPI)，由前新闻记者乔治·克里尔领导，其任务就是向民众“推销”这场战争。
CPI的手段极其现代和广泛：
- 饱和式宣传: 它制作自己的官方战报、海报（如著名的山姆大叔征兵海报）、电影（如《 Kaiser, the Beast of Berlin》），并用十几种语言印刷数千万册宣传册。
- “四分钟人”: 这是一个由7.5万名志愿者组成的演讲团体。他们在全国的电影院里，利用更换电影胶片的四分钟间隙，向观众发表爱国主义演讲。据估计，他们发表了超过七百万场演讲。
然而，这种宣传逐渐滑向了更危险的领域。宣传材料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系统性地将德国人描绘成非人性的威胁，并煽动民众对身边“不忠诚”邻居的怀疑与仇恨。宣传机器直接助长了后续的镇压行动。
此外，CPI的工作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爱德华·伯奈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侄子）在CPI工作后得出结论，既然能向一个国家推销战争，就能向任何人推销任何东西。他随后开创了公共关系这一行业，教导美国企业如何“策划同意”。
代价：压制异见
与进步主义梦想并存的，是其阴暗的另一面：对异议的系统性镇压。
法律武器: 《间谍法》（1917年）和《煽动叛乱法》（1918年）将批评政府、国旗或军队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这些法律 фактически废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精神。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因发表反战演讲被判十年徒刑，他甚至在狱中以9653号囚犯的身份参加1920年总统竞选，并获得了近百万张选票。
民间私刑: 一个名为美国保护联盟的民间组织，拥有约25万名自封的“忠诚监督员”，在司法部的半官方默许下运作。他们监视邻居、拆阅邮件、举报“不忠言论”，甚至在纽约发动“懒鬼突袭”，大规模抓捕街头未能出示征兵文件的男性。
行政镇压: 邮政总局有权拒绝邮寄任何其认为“令人反感”的出版物，无需审判即可扼杀社会主义和激进派报纸。
这种镇压与进步主义者设想的理性规划同时发生。政府一方面为农民提供稳定的麦价，另一方面却将一位总统候选人投入监狱。这印证了反战参议员拉福莱特的预言：战争会赋予政府权力，同时将进步主义所代表的许多理念定为犯罪。
战争与美国黑人
战争深刻地重塑了美国黑人的社区。由于欧洲移民中断和白人劳工参军，北方工厂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首次大规模招募南方黑人。这引发了“大迁徙”的第一波浪潮，约五十万黑人从南方乡村迁往芝加哥、底特律等工业城市。
这次迁徙带来了新的冲突。1917年，伊利诺伊州的东圣路易斯市爆发了世纪上最致命的种族屠杀之一，白人暴徒因工厂使用黑人工人而袭击黑人社区。
与此同时，约四十万黑人参军，为国而战。他们在法国战场上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对待，这让他们回国后无法忘怀。W.E.B.杜波依斯曾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呼吁黑人暂时搁置诉求，以忠诚换取战后的公正。然而，这个赌注错了。1919年，归来的黑人士兵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种族暴力的夏天，国家的正义并未降临。
高烧退去
战争一结束，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便以惊人的速度解体。
- 战时工业局在1919年1月1日自行解散。
- 食品管制和燃料配给相继取消，小麦的保证价格也在1920年到期后被撤回。
- 公共信息委员会被废除。
- 经过短暂辩论，《1920年运输法》将铁路交还给私人所有者，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宣告结束。
联邦预算从1919年超过180亿美元的峰值，在三年内骤降至约30亿美元。整个国家似乎都在拥抱沃伦·哈定总统竞选时承诺的“常态”（normalcy）。
然而，并非所有东西都回到了原点。经济管制的机器消失了，但压制异见的机器却被保留了下来。
- 《间谍法》至今仍然有效。
- 监视网络、驱逐机制以及“异议即不忠”的观念，在战后找到了新的敌人——布尔什维克。
- 事实证明，归还铁路比归还“错误观点也是犯罪”的信念要容易得多。
结论：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伯恩的“战争是国家的安康”，最初意在批评那些以为可以利用战争实现理想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战争唤醒了“国家”这个平时抽象的概念，而代价是思想的屈服。
这场历史的最终裁决是双向的：
- 经济层面， 美国的战争国家更像一场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
- 但在压制层面， 战争建立的机制和培养的心态却更具粘性。监控和镇压的工具没有随和平的到来而消失，而是继续寻找新的目标。
伯恩未能看到这一切。他在停战协定签署五周后去世，留下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和一句比他所有其他作品都更长寿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