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高级军事将领的角色正处于一场争论的中心。一种观点认为，将领们应严格遵守文官领导，只专注于战术执行（“我们能做吗？”），而回避对战略和道德的探讨（“我们应该做吗？”）。这种谨慎的做法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变得普遍，因为国防部长因忠诚度不足而解雇了多名高级军官，导致军中弥漫着一种顺从的氛围。然而，这种过度怯懦可能带来危险，不仅可能导致像伊朗战争那样的战略失败，还可能在面对挑战宪法秩序的指令时，无法提供必要的制衡。
“我们能做吗？” vs. “我们应该做吗？”
现代军事领导层中出现了一种愈发普遍的观点：将领的职责是专注于战术，执行命令，其余时间保持沉默。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是这种谨慎做法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军事问题是“我们能做吗？”，而政策层面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吗？”，后者不属于军方的业务范畴。
凯恩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做吗？’这个问题属于政策层面，我们军方不做这个。”
这种对文官权威的极度尊重，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那些过于高调的将军们的一种修正；但另一方面，这也被许多人视为一种过度的胆怯和顺从。
忠诚压倒一切的指挥环境
将领们之所以变得沉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防部长皮特·赫格斯创造的政治环境。他要求绝对的忠诚，并为此采取了实际行动。
- 大规模解职： 赫格斯已解雇了超过20名将军和海军上将，其中不乏备受尊敬的职业军官，包括凯恩的前任C.Q.布朗将军。
- 缺乏透明度： 对于每一次解职，赫格斯都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这让高级指挥官们普遍认为，他更看重忠诚和默许，而非能力与经验。
- 总统的态度： 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他更喜欢“像希特勒手下那样的将军”，并在第二任期内利用军队执行具有法律争议的任务，例如派遣军队进入美国城市和在加勒比地区打击贩毒。
这种环境给军事领导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在服从文官领导与履行对宪法和军队的职责之间，寻找一个极其艰难的平衡。
一位专攻文武关系的学者表示：“如果说特朗普1.0时期对军事领导人来说是奥运会，那么特朗普2.0时期就是《饥饿游戏》。”
历史中的文武关系
美国历史上，将军与文官领导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个复杂的话题。
- 乔治·华盛顿： 在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反复向大陆会议争取更多资源，在请求被拒后，他选择适应并继续领导军队，最终确保了大陆军的存在。
- 林肯与格兰特： 这是文武合作的成功典范。林肯总统授予格兰特将军广泛的作战自主权，而格兰特则完全接受林肯设定的政治目标。
-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 这是最著名的文武冲突。杜鲁门总统因麦克阿瑟公开挑战政府的朝鲜战争策略而将其解职，维护了指挥链的权威，尽管当时许多人支持麦克阿瑟。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健康的文武关系需要在将军的专业建议和文官的最终决策权之间取得平衡。
摇摆不定的钟摆：从敢言到沉默
与凯恩将军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些前任。
-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期： 像埃里克·辛塞奇、戴维·彼得雷乌斯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等将军，都曾是全国知名人物，他们公开阐述宏大战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试图“绑架”总统的决策。
- 马克·米利将军的时代： 作为特朗普亲手挑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是一位敢言的政治自信型军官。他曾在幕后抵制特朗普一些最出格的提议（如向抗议者开枪），但也被批评过于政治化。
许多军官认为，凯恩现在的做法是对米利将军风格的一种过度修正。在赫格斯压制异见的环境下，这种沉默的钟摆已经摆得太远。
沉默的危险
将领们的沉默和顺从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 导致战略失败： 在伊朗战争前，指挥官们制定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的计划，但总统选择了不同方案。将领们忠实执行却未公开提出异议，结果是伊朗封锁了海峡，扰乱了全球贸易。
- 破坏军事法规的严肃性： 当国防部长赫格斯宣称对敌人“杀无赦”（a declaration prohibited by the laws of war）时，中央司令部负责人布拉德·库珀上将在国会听证会上回避了直接确认该言论违法的问题，这被批评为“不是领导力”。
- 无法制衡危险的冲动： 如果总统考虑动用军队监督选举等可能违宪的行动，一个习惯了沉默的军事领导层可能无法提供有效的制约。
“普京那些唯唯诺诺的将军们助长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克里姆林宫可以在乌克兰轻松取胜；美国的将军们不应该害怕说出真相。这非常危险，战争就是这样输掉的。” — 国防分析师科里·沙克
凯恩和其他高级将领或许正为了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例如在未来的选举中部署军队）而“节省”他们的影响力。但历史铭记的伟大将领，如华盛顿和马歇尔，不仅因为他们的战术才能，更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展现的战略领导力。今天的高级将领们最终将如何被历史评价，将取决于他们在何时选择默然顺从，又在何时认为必须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