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预计在 2032 年陷入财务困境，届时若不采取行动，福利将面临 22% 的削减。尽管解决方案在政策层面相对清晰，但政治僵局和公众对该体系的普遍误解阻碍了改革。进步派认为仅通过提高富人的工资税上限就能解决问题，但这在数学上并不成立且会改变该计划的性质。保守派则错误地相信资金被政客“窃取”，而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危机根源在于人口结构变化、人均寿命延长和福利制度的设计，这意味着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都必须结合多种手段，而不能单靠对富人增税或增加国债。
政治僵局与改革困境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决策者就已收到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将在 2030 年代破产的警告。然而，他们迟迟不愿行动，主要因为选民普遍不理解该体系的运作方式，并拒绝接受必要的改革。
- 政治风险: 任何试图触动老年人福利或税收的政治家都会遭到猛烈攻击。例如，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保罗·瑞安（Paul Ryan）曾因提议改革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而被描绘成将老人推下悬崖的恶人。
- 可行的政策方案: 实际上，解决资金缺口的方法很明确，主要涉及三个杠杆：提高工资税、提高领取福利的资格年龄、以及为较富裕的老年人削减福利。
- 私下的共识: 许多两党议员私下里都承认，一个可行的方案可能包括：将正常退休年龄从 67 岁逐步提高到 69 岁，为高收入者削减部分福利，并将社会保障工资税的年收入上限提高到 25 万至 30 万美元之间。
进步派的误解：提高税收上限是万能药吗？
进步派通常将社会保障视为一个反贫困计划，并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工资税只适用于每年首笔 184,500 美元的工资。他们主张取消这一上限，对所有工资收入征税，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资金问题。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几个严重缺陷：
- 数学问题: 根据社会保障精算师的计算，即使取消工资税上限，也只能将赤字推迟三年，并仅能弥补约一半的长期资金缺欠。这意味着仍然需要其他重大的改革。
- 改变制度性质: 社会保障的公信力建立在它是一个“挣得”福利的社会保险体系上，即个人的缴款与未来的福利挂钩。如果取消税收上限而不相应增加福利，这将切断税收与福利的联系，使其沦为一个纯粹的税收再分配项目。
- 机会成本高昂: 对高收入者增税的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将这部分潜在税收全部用于填补社会保障的缺口，就意味着放弃了将其用于其他更需要投资的领域，如医疗、教育、儿童保育或基础设施。
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将大量资金用于支付富裕老年人的福利，而联邦政府在老年人身上的支出是在 26 岁以下人群身上的 六倍。与其确保富裕退休人员的每一分钱福利，不如将新增税收投资于年轻人和工薪家庭。
保守派的误解：被“窃取”的信托基金
在保守派选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社会保障税被存入一个个人信托基金，但后来被贪婪的政客“窃取”了。他们认为，只要还清信托基金并驱逐“偷钱”的非法移民，系统就能恢复正常。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 信托基金的真相: 信托基金并非一个储蓄账户，而是一个会计机制。它记录了过去的盈余和当前的赤字。历史上的盈余早已被用于支付当时退休人员的福利，而不是被存起来。信托基金中的“债券”只是美国政府给自己开的“欠条”。
- 移民是净贡献者: 无证工人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2022 年，他们向该系统缴纳了约 260 亿美元，但几乎没有领取任何福利。
- 赤字是必然结果: 如今的赤字是系统设计的必然结果。当婴儿潮一代退休时，系统便转为赤字。当信托基金的账面余额在 2032 年左右归零时，法律将不再允许社会保障出现赤字，届时所有福利将被迫削减 22% 以匹配当年的税收收入。
资金短缺的真正原因
社会保障的破产危机并非由政客或移民造成，而是源于三个根本性因素：
- 慷慨的福利: 根据计算公式，每一代人领取的经通胀调整后的福利水平都比上一代更为慷慨。
- 更长的寿命: 人们活得更久，意味着领取福利的年限也在延长。一个 66 岁退休并活到 90 岁的人，其成年生活的三分之一都在领取福利。
- 人口结构失衡: 7400 万婴儿潮一代正在退休，而纳税的年轻工薪阶层数量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退休人群。
我们给自己承诺的联邦退休福利，已经超出了经济在当前税率下所能承受的范围。虽然政策上的解决方案相对简单，但政治上的挑战却异常艰巨。这个问题无法通过简单地对富人增税或让政府背负更沉重的债务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