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视为对抗富豪影响的希望所在，小额政治捐款如今却显露出其另一面。研究表明，小额捐款者并非温和的普通民众，而是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群体，他们的捐款行为往往源于情绪化的愤怒而非理性策略。这种“愤怒众筹”不仅导致资金被低效地投入到几乎没有胜算的竞选中，还迫使政治家们为了吸引眼球而变得更加极端和表演化，从而加剧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极化与分裂，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
一种被颠覆的认知：小额捐款的“革命”
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捐款领域最显著的变化是小额捐款的爆炸式增长。许多人曾希望，这种来自基层的资金洪流能够净化被超级富豪和公司利益所“腐蚀”的政治体系。这种观点认为，普通人的小额捐款是对抗大金主影响的有力武器。
“多年来，小额捐款人公共筹资已成为对抗超级捐款人在我们选举中巨大影响的最强有力的解毒剂。”
然而，现实与期望恰恰相反。事实证明，金钱并非万能。尽管民主党在近几个选举周期中的筹款总额超过共和党，但并未获得持久的执政优势。同时，曾经被视为无所不能的科氏兄弟等大金主，也未能阻止特朗普在2016年主导共和党。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反而是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小额捐款者。
小额捐款人：并非温和的普通人
布兰迪斯大学的 Zachary Albert 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 Raymond La Raja 在他们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小额捐款人》中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真实画像。他们远非中立的调和力量，其特点包括：
- 极度党派化： 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大额捐款人一样坚定，甚至更极端。
- 并非大众代表： 与普通选民相比，他们通常“更富有、更年长、更白、受教育程度更高”。
- 影响力激增： 在线捐款平台（如 ActBlue 和 WinRed）的兴起，使小额捐款在国会竞选中的支出从2016年到2020年翻了五倍，达到超过20亿美元。
“愤怒众筹”如何加剧政治极化
小额捐款的激增并未带来更健康的政治生态，反而加剧了分裂。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 青睐极端候选人： 与倾向于支持稳妥在任者的大公司捐款人不同，小额捐款者明显偏爱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人物，例如右翼的自由核心小组成员和左翼的“四人组”（The Squad）。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是小额捐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 催生“达斯·维达效应”： 捐款人出于对某个政治人物（如劳伦·博伯特或米奇·麦康奈尔）的极度反感，会向其挑战者投入巨额资金，即使挑战者获胜的希望极其渺茫。这种行为纯属情绪发泄，而非策略投资。
- 助长党内“叛乱”： 两位从小额捐款中获益最多的总统候选人是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他们都试图从内部颠覆各自的政党。
- 忽视地方政治： 捐款者热衷于将钱投给全国知名的“网红”政客，却对资金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选举（如州议会竞选）兴趣索然。
从政治家到“网红”：小额捐款如何改变政治行为
筹款方式的改变也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家的行为模式。过去，政治家需要花时间与富豪共进晚餐；现在，他们需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博取关注。
“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捐赠，”研究者 La Raja 总结道。“在许多方面，它有点非理性和低效。”
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小额捐款，政治家必须：
- 追求病毒式传播： 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极端言论或在听证会上进行博人眼球的表演来吸引注意力。
- 煽动负面情绪： 绝大多数政治筹款邮件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口吻，因为事实证明，诉诸愤怒、恐惧和厌恶是最大化捐款的有效手段。
这种行为模式虽然不像权钱交易那样在道德上可疑，但同样耗费时间，且对社会的分裂性可能更强。
为何进一步鼓励小额捐款是危险的
一些改革方案，例如用纳税人的钱对小额捐款进行多倍匹配，现在看来只会适得其反。这些方案将不成比例地惠及那些最不温和、最会博眼球的候选人。
2020年民主党初选的经验表明，以小额捐款人数作为辩论门槛，帮助了杨安泽（Andrew Yang）、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等边缘候选人，却阻碍了迈克尔·班纳特（Michael Bennet）等温和派。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由小额捐款驱动的恶性反馈循环已经形成：
- 政治家有动机发表愤怒、极端的言论。
- 新闻（及类似新闻的）媒体有动机报道这些言论。
- 报道引发公众情绪，转化为小额捐款。
- 捐款又激励政治家发表更极端的言论。
这个循环是导致政治极化的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努力打破它，而不是让它转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