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历史的核心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之间的斗争。这一理论源于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的“两艘船”概念，即代表北方清教徒文化的“五月花号”与代表南方骑士文化的奴隶船“白狮号”。该观点认为，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美国的分裂。尽管这一框架在解释内战的文化冲突时颇具说服力，但在解释美国独立革命时则显得牵强，因为它忽视了当时殖民地共享的启蒙思想。最终，这一理论将历史简化为一场无法终结的文化战争，相比之下，林肯那种在分歧中寻求共同人性的愿景，或许为理解美国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视角。
美国历史的“两艘船”理论
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在其著作《两艘船》中提出，理解美国历史的关键在于两种从一开始就相互对立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分别源自两艘船：
- 五月花号 (1620年): 抵达普利茅斯，带来了清教徒文化。这种文化倾向于民主政治、平等和自由劳工。
- 白狮号 (1619年): 抵达詹姆斯敦，带来了第一批非洲奴隶，催生了骑士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等级制度、统治和奴隶制之上。
雷诺兹认为，美国并非一个、多个或四个文化源流的产物，而是这两个源头持续斗争的结果。从本质上说，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分裂为“红”与“蓝”。
两种对立的社会模式
雷诺兹将美国历史描绘成一场北方与南方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持久斗争。
清教徒北方: 追求建立一个“公民政治体”，制定“公正平等的法律”。他们厌恶英国国教的等级制度，并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民主倾向。尽管有严格的道德法规，但其社会基础是走向平等和自由。
骑士南方: 将英国国教及其等级制度置于殖民地生活的中心。社会结构以统治为核心：丈夫统治妻儿，主人统治奴隶。雷诺兹认为，南方的生活方式就是享乐、赌博和剥削，而奴隶制是这种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经济需要。
雷诺兹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他认为清教徒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而骑士的价值观是错误的。
在此框架下，历史不再是复杂的演变，而是一场善与恶的道德寓言。
理论的考验：美国革命
将一切都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理论必须能解释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关键事件：美国革命和内战。在解释美国革命时，这一理论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忠于教会和王权的南方“骑士”会加入一场反对国王的革命？
雷诺兹试图将杰斐逊、华盛顿等南方领袖描绘成“南方的克伦威尔派”（即清教徒式的革命者），认为他们接受了清教徒的革命理想。但这种解释过于牵强。
事实上，南北方的革命者共享着更广泛的思想遗产，他们都深受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以及古罗马共和主义英雄的激励。将革命的动力完全归结于清教T徒的理想，是用一层意识形态的沥青，铺平了人类经验的崎岖表面。美国革命恰恰是一个关于不同背景的人们因共同理想而联合的故事。
理论的亮点：内战
与解释革命时的窘境不同，“两艘船”理论在解释内战时则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一家南方报纸曾问道：“请问，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之间过去、现在或将来，会有什么相似之处？”
在内战前夕，双方人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这种“两种文化”的对立话语来解释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废奴主义领袖查尔斯·萨姆纳曾将这场斗争描绘为“五月花号”与“奴隶船”之间的选择。
- “五月花号” 代表着智慧、良知和祈祷的人，他们签订了伟大的书面契约。
- “奴隶船” 则充满了镣铐、锁链和棍棒。
此时，南北双方确实不仅仅是经济模式或“民俗”的不同，而是演变成了两种建立在不相容的权力观、平等观和正义观之上的文化。南方的生活围绕奴隶制组织，而北方的生活则日益围绕反对奴隶制组织。
历史的终结还是循环？
尽管“两艘船”的斗争在内战中以北方的胜利告终，但雷诺兹认为这场斗争从未结束。内战后，北方为了国家和解而放弃了种族平等的追求，两种文化的对立叙事也随之减弱。
然而，雷诺兹声称，从妇女争取选举权到民权运动，这种斗争的火种始终未灭，并以新的形式体现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即红蓝州的对立。
这种观点存在几个问题：
- 过于决定论： 它似乎暗示美国注定要永远重复古老的冲突模式。
- 忽视了动态变化： 它低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数千万新移民的涌入和人口流动对所谓“古老血统”的彻底冲刷。
- 显得傲慢： 将今天的政治分歧简单地对应到四百年前的两种文化，不仅牵强，而且等于将一方视为优良传统的继承者，而另一方则是奴隶制和压迫的遗留者。
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除了加剧对立，又能将我们引向何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诺兹引用的19世纪主要人物中，只有亚伯拉罕·林肯坚定地拒绝这种文化两极化的说法。林肯选择弥合伤口，而非撕开伤口，他呼吁“不以恶意待人，以仁爱待所有”。或许，我们今天依然尊崇这位领袖，正是因为他提醒我们，在所有分歧之上，还存在着共同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