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评论探讨了美国社会合作机制的衰退，认为问题核心并非信任缺失，而是制度未能有效惩罚作弊、激励合作。文章通过分析联邦审计能力的政治化、民主理论中个人自由与集体意志的冲突、私人化审批流程的潜力，以及现代公民组织日益浅薄化等现象，揭示了公共制度面临的深层危机，并对社会能否重建有效的合作与信任表达了担忧。
社会信任的真正问题：激励而非品格
与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低信任社会”，不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合作难以获得回报、而作弊又鲜受惩罚的环境中。将问题归咎于人们的“信任度”高低，暗示了这是一种内在品格差异，但真正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
对于社会合作而言，更重要的是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通过群体赋予或剥夺“社会地位”来执行。然而，当主流媒体开始为“微型抢劫”（microlooting）等行为辩护时，实际上是在提升盗窃者的社会地位，这会严重侵蚀惩罚作弊的社会共识。
Tom Tyler 的程序正义理论认为，对机构的普遍信任源于在与机构互动中感知到的公平、一致的待遇，而非惩罚的可见性。
虽然这一理论可能适用于正式法律，但它忽视了大多数社会合作依赖于非正式的、由社群强制执行的规范。
审计能力的政治化
联邦的审计能力并没有被简单地削减，而是被有选择性地重组和利用。具体表现为：
- 削弱内部监督： 旨在发现政府内部欺诈的审计层级被削弱。
- 加强外部打击： 用于起诉特定州（如民主党州）项目中欺诈行为的检察层级则被加强。
这揭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审计能力被政治化，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其目的不再是绝对的公正，而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
民主理论的困境：集体意志与个人自由
Jacob T. Levy 指出，早期用于反抗君主暴政的“民族整体意志”理论，在今天已成为威胁个人自由的根源。这种观念认为，国家建立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之上，从而将任何异议都视为病态或背叛。
为了保护和追求我们的自由，现在是时候改变或废除它了。
这种基于一个想象中“统一人民”的“有机整体论”，与保障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精神难以兼容。然而，作者也承认，除了指出问题所在，Levy 并未清晰地提出用什么来取代这一过时的理论。
制度改革的两种路径
面对公共服务的失灵，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一种是技术和市场化的，另一种是社群和组织化的。
路径一：私人化与人工智能
Joe Lonsdale 和 Judge Glock 提出，可以通过将审批和检查等政府职能外包给私营部门来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下：
- 政府的角色从直接执行者转变为监督者，负责管理和审核提供服务的私营公司。
- 人工智能（AI） 被认为有潜力将原本需要数周的审批流程缩短至数小时。
路径二：重建深度社群组织
学者 Hahrie Han 则提供了更深层的诊断。她认为，许多美国公民和政治组织已经变得：
- 专业化和中心化
- 依赖顾问和数字推广
- 专注于点击、捐款等表面指标
- 缺乏培养长期成员和领导力的能力
结果是，我们的民主充满了大量的沟通和愤怒，但却缺乏其所需要的持久的社群生活。
这些组织对追随者的要求极低，只需点击或捐款即可。Han 倡导建立能鼓励成员发展更持久、更有意义关系的协会。但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那些更肤浅、更具交易性的组织虽然成就甚微，却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