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后，以色列长期禁止约二十万巴勒斯坦劳工入境工作。这一禁令导致约旦河西岸失业率飙升和家庭债务激增，使许多原本依赖在以色列高薪工作的工人陷入“比贫困更糟”的绝境。尽管部分以色列商界、军方和经济界人士认为恢复就业有助于稳定局势，但以色列政界仍将此视为安全问题，导致这项最初的临时措施已演变为事实上的永久政策，给巴勒斯坦工人和部分以色列雇主都带来了深重危机。
禁令下的双重困境
2023年10月7日之后，以色列几乎立即禁止了近二十万巴勒斯坦劳工进入其劳动力市场。这项最初被视为紧急时期的临时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固化。
以色列经济部长尼尔·巴尔卡特在2023年底宣布：“经济内阁决定，巴勒斯坦工人不应返回以色列。”
这一决定对约旦河西岸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 就业锐减： 禁令前，约旦河西岸五分之一的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收入是本地工资的两倍以上。禁令后，每日入境人数从超过十万骤降至不足一万。
- 经济崩溃： 失业率飙升至29%。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将其描述为一场经济崩溃。
尽管包括以色列军方、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在内的高级官员认为，在以色列的工作机会有助于稳定西岸局势，但强硬的政治立场占据了上风，禁令得以延续。
“比贫困更糟”：工人的挣扎
对于被拒之门外的工人来说，失去工作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债务、羞辱和绝望的深渊。
- 马利克（Malek），一名焊工，曾靠在以色列工作挣来的钱为家人盖了房子。现在，他深陷债务，甚至无法获得巴勒斯坦劳工部设立的贷款项目资格。他形容自己像在躲藏，害怕被债主追讨。
- 阿布·纳伊姆（Abu Naeem） 最近连儿子14美元的学费都付不起。当学校公开点名未缴费的家庭时，他的儿子哭着回了家。
- 伊哈卜（Ihab） 在以色列工作了近18年，曾是超市主管。如今，他失去了工作，婚姻破裂，只能和母亲住在一起。
一位名叫哈桑（Hassan）的承包商曾监管一百多名在以色列工作的工人，他目睹了禁令带来的惨状：家庭断水断电，孩子辍学，甚至数日没有食物。
“不是贫困，”哈桑说，“是比贫困更糟的东西。”
经济依赖与控制机制
当前框架可追溯到1994年的《奥斯陆协议》之《巴黎议定书》。该协议确立了以色列对边境、贸易、税收转移和工作许可的控制。有研究者认为，工作许可一直被用作一种 “控制机制”，使巴勒斯坦经济严重依赖以色列。来自以色列的收入曾占西岸本地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
如今，这种依赖关系已彻底破裂。曾吹嘘“我们建造了特拉维夫”的承包商拉伊德（Raead）现在负债二十万美元。他说，绝望的人们正在变卖他们的一切——汽车、家具、珠宝，甚至是留给后代的土地。
以色列雇主的困境与呼声
禁令不仅伤害了巴勒斯坦人，也让依赖巴勒斯坦劳动力的以色列雇主陷入困境。
承包商兰·科恩（Ran Cohen）的公司二十多年来一直依赖一个来自希伯伦南部的巴勒斯坦大家族。他说，他们之间建立了超越政治的信任，他甚至参加了工人们的婚礼。
“这无关政治立场，”科恩说，“这是数学问题。”
- 成本飙升： 他过去每天支付熟练的巴勒斯坦工人600至800谢克尔；而通过中介公司雇用的外国工人成本高达1500谢克尔。
- 质量下降： 工作速度更慢，质量更差，而且工人数量不足。
- 业务停滞： 由于没有了可靠的团队，科恩被迫给客户退款，并抵押房产以维持生计。他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战争而受损的房屋正因劳动力短缺而无法修复。
安全理由还是政治选择？
以色列官方对禁令的解释始终是 安全。然而，希伯来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特班·克洛尔（Esteban Klor）在回顾了17年的数据后发现，在以色列境内发动的袭击中，只有三起是由持有工作许可的巴勒斯坦人所为。他认为，安全论点站不住脚，禁令本质上是一个 政治选择。
与此同时，许多巴勒斯坦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非法越境。阿什拉夫（Ashraf）在他的TikTok账户上记录了工人们的生活，他批评禁令是一种集体惩罚。
“我不是来伤害任何人的，”他说，“我是来工作的。”
即使禁令明天被解除，许多以色列人可能也不再愿意让巴勒斯坦工人在他们家中工作。这场由政治驱动的禁令，正在让双方都付出沉重的代价，绝望情绪在边境两侧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