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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赋予了 AI 公司构建未来的权利?

当前讨论的核心并非如何治理强大的人工智能,而是谁有权决定它是否应该被创造出来。通过类比奥本海默对“技术上很美”的氢弹的痴迷,揭示了前沿AI公司的矛盾:它们一面警告AI可能带来的灾难性风险,一面又在加速推进技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先做出来,再讨论后果”,将选择权从公众手中剥夺,迫使社会只能被动地应对一个已经成型的现实。

“技术上很美”的诱惑

罗伯特·奥本海默在领导制造原子弹后,曾对威力远超前者的氢弹表示反对。然而,当物理学家们构想出一种巧妙优雅的设计方案后,他的立场改变了。他将这种方案形容为“技术上很美”(technically sweet)。

“当你看到一些技术上很美的东西时,你会继续做下去,只有在你取得技术成功之后,才会争论该拿它怎么办。”

这种心态描述了一种道德上的无力感:面对一个丑陋的问题,一个科学上优美的解决方案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相关的道德考量则被推迟到技术成功之后。

人工智能的现代回响

如今,构建世界级AI模型的公司也在重复类似的故事。Anthropic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就是一个例子。

  • 矛盾的立场:Anthropic一边强调高级AI带来的巨大风险,呼吁进行严格监管,另一边却又宣称AI是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气候变暖等严峻挑战的唯一希望,认为这是一场必须进行的赌博。
  • 被动的选择:克拉克指出,社会对社交媒体的失控实验就是一个例子,它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改变了世界。他呼吁我们为AI做出不同的选择。但这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谁的选择?

真正的问题:谁有权选择?

社会可以监管汽车、牙刷和核武器,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某人先把东西造了出来,然后我们其他人再来决定如何应对一个已经包含它的世界

没有人投票决定原子弹是否应该存在,我们只是被动地接手其后果,然后再制定规则。人工智能的处境与此相同。克拉克希望公众就如何治理AI做出选择,但这选择的必要性,恰恰是因为他的行业已经创造出了需要被治理的东西。

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AI的投票,而不是关于是否制造AI的投票——因为后一个投票已经由他和少数技术精英私下投完了。

在一次公开对话中,一名观众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什么赋予了你们这些前沿实验室权利,在没有任何人能选择退出的情况下,继续建造可能摧毁所有人的东西?”

克拉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问题从“建造的权利”转向了“建成后谁来负责”。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未来,即由“外部的合规、监管、测试和验证系统”来决定技术发展的步伐。然而,他承认这样一个系统目前尚不存在

真正的动机:无法抗拒的创造冲动

AI公司加速研发的根本原因,并非竞争压力或商业利益,而是奥本海默所说的那种“技术上很美”的诱惑。

  • 创造的快感:AI的构建过程出奇地简单和优雅,一旦基础奠定,它几乎会出现在任何探索路径上。这种创造本身带来的兴奋感,从普通用户到顶层高管都无法抗拒。
  • 不可避免的工具:人类是使用工具的物种,而AI被视为终极工具。创造它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是否应该创造它的问题显得无关紧要。

就像奥本海默面对氢弹一样,今天的AI建设者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他们希望在自己无法停止创造之后,我们其他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收拾残局。我们依赖核武器的和平已经维持了70年,但这其中不乏运气的成分。现在,AI的建设者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并再一次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