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夺回控制权”为口号的脱欧公投，实际上削弱了英国的自主性和全球影响力。历史表明，英国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通过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来维持大陆均势并保护自身利益。脱离欧盟并未带来真正的控制权，反而使英国在经济、外交和规则制定上沦为被动的“规则接受者”，在面对美国和中国等全球大国时更加脆弱。最终，英国的未来可能是在无法重返欧盟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零散的、由欧盟主导的协议，来勉强维持其日益减弱的影响力。
“夺回控制权”的代价
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主权和身份认同的诉求压倒了经济理性的考量。“夺回控制权”成为一个成功的口号，但其价值取决于政治现实。在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等巨大国家主导的世界里，小国加入欧盟这样的多国集团，反而能集体获得比单打独斗时更大的控制力和全球影响力。
英国在欧盟之外，“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更多限制。
脱欧被视为一种经济上的自残行为，但许多支持者认为，为了自治，经济损失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然而十年后，我们看到的是：
- 法律依赖变为事实依赖： 英国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经济上必须遵守欧盟制定的标准和规则，却没有了制定这些规则的发言权。影响力被白白交易掉了。
- 贸易现实： 欧盟是英国最大、最近的贸易伙伴。英国对欧盟的依赖远超欧盟对英国的依赖，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让英国在谈判中处于弱势。
- 渔业的教训： 尽管英国在法律上控制了自己的水域，但由于英国渔获大部分出口至欧盟，且鱼类是跨越国界的，因此仍必须与欧盟合作。法律上的主权在现实中价值甚微。
维持均势：英国数个世纪的外交策略
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开始，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并抵制任何单一强权主导欧洲。
- 历史上的干预： 英国曾先后对抗西班牙、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沙皇俄国以及德意志帝国，通过建立盟友关系来遏制霸权的出现。
- 不仅仅是战略： 这项政策也具有文化和经济意义。文化上，它被视为捍卫自由世界秩序、对抗专制主义的方式。经济上，一个被单一强权控制的欧洲可能会破坏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 关键防线： 英国的防线从来都不是英吉利海峡，而是欧洲大陆的莱茵河或奥得河。因为英国明白，一旦海峡对岸出现一个主导性强权，英国将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
“大西洋主义”的幻想
英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与之相反的思潮，即所谓的“大西洋主义”。它主张脱离欧洲大陆事务，转而关注广阔的海洋、帝国和海军。
- 这一观点通常与保守党人物联系在一起，但掌权者往往会发现脱离欧洲在现实中并不可行。
- “光荣孤立”政策很少被采纳，且一旦采纳，英国很快就会付出高昂的外交和军事代价，并被迫逆转路线。
- 两次世界大战增强了这种幻想，特别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让英国认为自己可以独立于欧洲之外。然而，这种关系只有在英国自身也是世界强权时才真正有效。随着帝国的瓦解，这一基础已不复存在。
如今，英国已经发现，那条“美国的安慰毯”已经破旧不堪。其结果是，英国对美国的屈从，似乎比欧盟的屈从更加彻底和持久。
从恐惧到不情愿的加入
二战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欧盟前身）的建立，让英国古老的地缘政治困境以新的形式出现。
- 对德国的恐惧： 英国最初担心，一个统一的欧洲最终会由德国主导，这正是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阻止的局面。
- 不情愿的加入： 当英国最终于1973年加入时，其动机并非欧洲创始国的理想主义，而是为了限制损害和维持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
- 矛盾的心态： 在欧盟内部，英国的政策始终在“担心失去主权”和“害怕被排斥在一个主导性欧洲集团之外”这两种恐惧之间摇摆。例如，英国支持欧盟东扩，希望借此稀释法德的影响力，但新成员国大多迅速融入了欧盟的一体化议程。
在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
脱欧使英国在面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时变得更加脆弱。
- 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像欧盟这样的一体化政治和经济集团，在抵御美国和中国的压力时，拥有更强的能力。例如，立陶宛之所以能顶住中国的贸易制裁，正是因为它背后有整个欧盟的支持。
- 英国的孤立：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在面对中国的压力时（例如在香港或人权问题上）处境更加艰难。
- 对美国的依赖： 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其外交政策要求盟友更像是“附庸”而非平等的伙伴。欧盟不太可能接受这种关系，但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可能别无选择。
未来的道路：碎片化的合作
指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是不现实的。更可能发生的是，英国将与欧盟就特定领域达成一系列临时的、零散的合作协议，涵盖经济监管、贸易、移民和国防等。
在这些谈判中，欧洲将处于主导地位，能够决定条款。英国过去划定的“红线”，如财政贡献或接受欧洲法院的管辖权，很可能会逐渐消失。通过这种杂乱无章的方式，英国或许能获得一些对欧洲决策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将远远小于其作为成员国时所拥有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