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探索影像已从单纯的科学记录，演变为地缘政治、商业利益与视觉主权竞争的复杂工具。美国与中国分别通过“阿提米丝”和“嫦娥”计划，利用“地出”、“蓝色弹珠”等标志性影像，建构服务于各自国家利益的宏大叙事。在这场大国竞争的奇观中，台湾作为技术参与者，但在影像叙事上处于被动，正通过“齐柏林卫星”等项目，尝试建立一种关注本土、以守望为核心的第三种观看方式，以争取自己的视觉话语权。
影像的传承：从“蓝色弹珠”到“地落”
太空影像的历史充满了致敬与对话。半个世纪前，阿波罗17号宇航员用胶片相机拍下了著名的“蓝色弹珠”，因其稀有而带有神圣光环。如今，阿提米丝二号任务的宇航员用 iPhone 随手就能拍下凝视地球的照片，暗示了太空探索大众化的趋势。
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幅影像，都有意识地与历史对话：
- 新版“蓝色弹珠”：与1972年阳光下色彩饱满的地球不同，2026年版的地球被月光浸透，漂浮于黑暗中，显得更为幽暗、柔和。这不仅是技术差异，更像是一面反映文明自我审视的镜子。
- “地落”（Earthset）：地球缓缓沉入月球地平线的景象，被命名为“地落”，以此呼应1968年曾激发环保运动的“地出”（Earthrise）。
如今地“落”取代了地“出”，忧郁接替了兴奋。
NASA明确指出，“地落”是“地出”精神的继承者。这种从兴奋到忧郁的情感转变，反映了我们对地球未来的集体焦虑。
阿波罗凝视：一种支配性的观看方式
这种刻意营造的视觉传承，根植于一种被称为 “阿波罗凝视” 的观看方式。这一概念指出，西方文明长久以来习惯于从一个单一、高远的视点将地球视为一个可被理解和管控的整体。
“升腾即支配” 是其核心逻辑，进入太空俯瞰地球，被视为一种获得全知与支配权的行为。在这种凝视下，存在两种看似矛盾却又互补的全球视野：
- “单一世界”（One-World）视野：将地球视为一个统一的、可通过技术与理性来经营的整体。这是国家机构（如NASA）常用的叙事。
- “全地球”（Whole-Earth）视野：将地球视为一个脆弱的、全人类必须共同守护的生态系统。这是环保主义的视觉语言。
NASA巧妙地同时运用这两种论述：先通过先进技术宣示其 支配能力，再以环保关怀赋予其 道德正当性。
地缘政治的叙事对决
当前的太空影像已成为地缘政治的视觉武器，中美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事策略。
- 美国的阿提米丝计划：强调个人英雄主义与多元化（女性、有色人种宇航员），将任务包装成 “人类共同壮举” 的普世叙事，以巩固其领导地位。
- 中国的嫦娥计划：采用神话命名（嫦娥、玉兔），强调集体意志与家国情怀，将航天事业塑造成中华文明的延续，并包裹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框架内，讲述一个关于归属与回望的故事。
尽管文化外衣不同，但两者的核心逻辑都未脱离“阿波罗凝视”的框架——即从上至下、可被整体观看和治理的地球。问题在于，在这种大国竞争之外，是否存在第三种观看方式？
观看的权力：谁被看见，谁被排除？
视觉文化理论指出，“视觉性” 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统治工具，它决定了谁有权观看、谁只能被看。在太空探索中，观看的权力显然掌握在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国家与企业手中。
「看」的权利在历史上属于殖民者；而关键在于，被看的人如何夺回回看的位置。
这种权力通过两种方式运作：
- 命名与“发现”：NASA宣称其宇航员是“首批以人类肉眼完整看见”月球某区域的人。这种“首次看见”的说法，与大航海时代的“发现”论述如出一辙，本质上是一种 视觉主权的宣告。
- 区隔与排除：在由西方主导的太空影像中，凝视的主体被具体化为“美国及其盟友”，而其他参与者则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画面之外。例如，中国与埃及、巴基斯坦等全球南方国家的太空合作，在主流媒体的视野中几乎 完全隐形。
对于全球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能被动消费少数强权生产的“人类共同壮举”奇观，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 视觉暴力。
台湾的可能：寻找第三种观看方式
在从国家奇观转向资本奇观的背景下，台湾面临着典型的结构性困境：虽然是全球太空供应链的技术贡献者，却 无力主导影像的视觉叙事。
面对这一挑战，台湾正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视觉主体性。将首颗自制高阶光学遥测卫星命名为 “齐柏林卫星”，就是一次重要的象征性行动。
- 跳出大国叙事：这个命名舍弃了神话、英雄或国家宏大象征，转而纪念一位用镜头记录、关怀这片土地的纪录片导演。
- 建立第三种凝视：它试图建立一种非支配、非征服的观看方式，核心是贴近土地的 “守望”。
这代表了一种小行动者在大国宇宙志竞争中，寻找不同影像语言的初步尝试。然而，要将这种“反视觉性”实践到底，最终仍取决于能否掌握 自主的发射能力，将观看的权力真正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