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骚乱凸显了反移民政治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这一趋势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推动：国际极右翼网络利用社交媒体放大本地冲突，主流媒体长期对移民进行污名化，以及政治精英在压力面前放弃对多元文化的捍卫。尽管英国社会存在广泛的民间反种族主义力量，但由于缺乏高层支持，这种力量难以有效遏制极端思想的蔓延，最终导致政治格局的碎片化和仇外情绪的抬头。
本地事件的全球化
孤立的本地事件现在很容易被赋予国际维度。一件发生在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冲突，一旦有了视频，就会被国际极右翼网络和意见领袖迅速抓住并传播。
- 放大效应： 国际网络的介入不仅在其他国家助长了极右翼叙事，还会反过来加强事件发生国的仇恨情绪。
- 持续的势头： 英国近期发生了一系列类似骚乱，形成了一种“持续的鼓点”，为右翼势力积蓄了力量。
- 象征性角色： 英国在美国等国的极右翼眼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象征角色。他们喜欢将任何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大规模移民，并把英国描绘成一个警示故事。
他们（美国极右翼）的主要伎俩是将任何不受欢迎的事件或社会发展与大规模移民联系起来，他们喜欢把英国作为一个警示故事。
精英阶层的退缩与沉默
尽管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成功的多族裔民主国家，但其政治精英在面对压力时，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公开捍卫多元文化。
这种退缩部分是出于恐惧，但也源于一些长期因素。自 2000 年代以来，右翼媒体一直持续攻击“多元文化主义”。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是对 1999 年一份报告的反应，该报告指出伦敦警察厅内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是导致一名黑人青年被谋杀的案件未能得到公正处理的原因之一。
- 右翼的反击： 右翼势力立即发起反击，声称反种族主义措施会“瘫痪”警察等国家机构，因为执法者会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
- 叙事的胜利： 多年来，政治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论调。但随着政治日益动荡，这种叙事已经深入人心。
- 高层的恐惧： 如今，工党高层和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似乎都害怕反驳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要么担心引发强烈反弹，要么觉得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
媒体与极右翼的共生关系
极右翼政治的兴起与部分媒体的行为密不可分，二者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 媒体铺路： 英国右翼媒体长期以来一直在系统性地污名化寻求庇护者，为极右翼政治家准备了思想土壤。
- 政客利用： 像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这样的政治人物，能够利用公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偏见，提出更激进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 恶性循环： 右翼媒体先是煽动对移民的恐惧，然后在极右翼活动抬头时，又会反过来说：“看，为了不让这些人进来，你必须听我们的。”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英国政府禁止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审批期间工作。这一决定是在《每日邮报》等媒体煽动了一场关于“寻求庇护者抢走本地人工作”的道德恐慌后，由托尼·布莱尔政府做出的。这个政策导致寻求庇护者长期无所事事地滞留在旅馆中，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矛盾的风险。
来自民间的反击力量
尽管政治高层表现不力，但英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反种族主义力量。这种力量的反击往往来自民间，而非官方。
我认为存在大量的反击，但它没有来自高层。这才是关键。
在 2024 年绍斯波特发生种族主义骚乱后，政府领导层表现出瘫痪状态。然而，更大规模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明确反对针对难民和清真寺的暴力行为。
英国的政治和媒体阶层经常低估国内反对极右翼政治的人数，同时又夸大支持者的人数和影响力——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要么是这符合他们的政治议程。
政治格局的演变
当前的局面是一种“推拉”式的互动。英国一直存在一部分持社会保守态度的人群，但变化的是这些态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及围绕它们形成的政治项目。
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紧缩政策，加上英国脱欧带来的制度瘫痪和两极分化，共同导致了政治体系的碎片化。
- 传统政党瓦解： 工党和保守党这样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大帐篷”式政党正在失去凝聚力。
- 选民分流： 对生活成本和经济前景的不满，正在将选民推向政治光谱的两端。他们的其他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是选择左翼的绿党还是右翼的改革英国党。
- 领导者与民众的互动： 政治运动并非凭空出现，它们需要领导者来整合思想并构建叙事。同时，这些领导者也在回应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变化和民众需求。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