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初期，联邦将军本杰明·巴特勒处理三名逃亡奴隶的方式成为废奴的意外转折点。他拒绝根据《逃奴法》归还他们，而是创新性地将其定义为 “战争违禁品” (contrabands of war)，从而可以扣押他们为联邦服务。这一由军事需求驱动的决定，不仅吸引了更多奴隶投奔联邦，也迫使联邦政府正视奴隶制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最终通过《没收法案》和战争部的指令，确立了不归还在叛乱州投诚的奴隶的政策，这标志着联邦在全面废奴之前，迈出了以军事需要为由瓦解奴隶制度的第一步。
一个意外的转折点
1861年5月24日，三名逃亡奴隶抵达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向联邦军队寻求庇护。该地的指挥官 本杰明·F·巴特勒将军 收留了他们，并安排他们为联邦工作。
当邦联方面派人要求根据《逃奴法》归还这些奴隶时，巴特勒将军予以拒绝。他向其上级报告了自己的巧妙回应：
我回答说，《逃奴法》不适用于一个自称为外国的国家，而弗吉尼亚正是这样宣称的。她必须认识到，至少在这件事上，她的话被当真了，这是其立场带来的不幸之一。
通过将这三名逃亡者定义为 “战争违禁品”，巴特勒将军实际上给予了他们自由。
“战争违禁品”的诞生与扩散
巴特勒的决定迅速传开。很快，越来越多的奴隶开始冒着风险穿越战线，投奔门罗堡，那里逐渐被称为 “自由堡垒”。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奴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我解放。
有趣的是，巴特勒本人并非一位传统的废奴主义者。他曾是一名民主党人，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甚至支持过后来的邦联领袖杰斐逊·戴维斯。然而，这一务实的决定使他意外地成为了废奴事业的英雄，并获得了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广泛赞扬。
以军事需求瓦解奴隶制
巴特勒的行动并非出于纯粹的道德冲动，而是基于深刻的军事洞察。他认识到，南方的战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劳动。邦联自己也承认，奴隶制是他们能够将大量白人送上战场的关键，因为“黑人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他们平时的劳动”。
巴特勒向华盛顿的上级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揭示了他的战略意图：
我有可靠情报，这附近的黑人正在被叛乱分子用于修建炮台和其他工事。他们被允许使用这些财产来对抗美国，而我们却不被允许使用它来援助美国吗？
他主张，剥夺南方这一关键的“武器”——奴隶劳动力，是削弱敌人的直接有效手段。
从军事应急到联邦政策
随着逃到门罗堡的奴隶数量增加到近九百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包含了妇女、儿童和被主人遗弃的奴隶。巴特勒致信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请求明确指示。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被遗弃的人是财产还是人？他认为，他们已经变成了自由人。
巴特勒的行动及其引发的讨论，最终促使联邦政府采取了具体措施：
《没收法案》（1861年8月6日）: 国会通过此法案，规定任何奴隶主若将其奴隶用于支持邦联军事行动，将“丧失对该奴隶的所有权”。这在法律层面上追认了巴特勒的“违禁品”政策。
战争部长的指令（1861年8月8日）: 卡梅伦部长在给巴特勒的回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联邦的立场，这封信被分发给了所有联邦将领。
- 对于忠诚于联邦的边境州： 《逃奴法》依然有效，逃亡奴隶必须归还，以维持这些关键州的支持。
- 对于处于叛乱状态的州： 军事需求优先于州法律。因此，从叛乱州逃到联邦控制区的奴隶 将不会被归还。
- 叛乱州内忠诚主人的奴隶： 同样不予归还。卡梅伦解释说，接收这些奴隶“是对忠诚主人权利的最好保护”，并暗示国会在战后可能会提供补偿。
这些政策的结合，形成了一种 “有限的战时解放”。虽然距离彻底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修正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联邦已经基于军事必要性，迈出了瓦解奴隶制度的、关键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