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访谈探讨了作家安德烈亚·巴贾尼的小说《周年纪念》，其灵感源于一门“家庭书写”课程。小说讲述了一名男子在与父母断绝关系十年后，反思家庭创伤与父权结构的故事。巴贾尼认为，这部作品旨在挑战将家庭神圣化的文化禁忌，主张当家庭充满暴力与压迫时，脱离家庭是一种应当被承认的个人权利。他还讨论了叙述中记忆与事实的模糊性，以及对母亲形象的重新想象，最终揭示了这部“意大利故事”所具有的普遍性。
写作的起源：反抗不可逃避的命运
小说的最初火花源于作者安德烈亚·巴贾尼教授的一门名为“书写家庭”的课程。他发现，家庭这个主题总能激发出两种强大元素：政治和我们最原始的情感。
- 学生的困境： 他注意到，学生们的故事里充满了痛苦，他们将家庭内部的折磨视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他们就像被困在迷宫里的怪物，不仅认为自己是怪物，甚至觉得“尝试离开或仅仅是想象离开”都是一种罪过。
- 反向的创作： 出于本能，巴贾尼决定写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一个男人决定找到出口，逃离充满痛苦的家庭迷宫，仅仅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
在此，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并非总是老师向学生展示通往故事的道路，通常情况恰恰相反。
挑战禁忌：家庭不容置疑？
在像意大利这样的社会中，家庭的地位远高于国家，血缘关系甚至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这使得“脱离家庭”成为一个巨大的禁忌。
- 禁忌的本质： 社会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将为人子女视为一种需要终生偿还的债务，而忽略了我们在家庭中的真实经历。这种禁忌要求亲子关系建立在 内疚而非权利 的基础上。
- 文学的使命： 巴贾尼认为，文学的使命就是撬开这些禁忌，挑战由任何权力强加的叙事。这需要一种额外的力量，甚至是愤怒。
- 狂热的写作： 小说的初稿仅用了二十天完成，但作者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修改了二十二个版本，力求让每个句子都精准表达，同时不带炫耀，也不对角色做任何道德评判。
脱离与后退：将家庭暴力政治化
小说的主角在与家人断绝关系十年后，并未感到悔恨，他甚至称之为“生命中最好的十年”。他之所以重温过去，并非为了忏悔，而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利。
小说中有一个关键的语言转变，主角将动词从“抛弃”换成了“后退”。
“一个人可以抛弃自己的父母吗？”他问自己。然后他修正了问题：“一个人可以从他们身边后退吗？”
这个词语的转变，标志着主角从屈服于禁忌，转向主张一项简单的权利：感受安全的权利。
将家庭暴力作为维系男性统治和女性从属地位的工具，是一种政治选择。因此，这部小说在根本上是一本政治之书，它反对为了维护父权家庭制度而牺牲受害者的做法。
记忆的裂缝：怀疑与重塑
尽管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母亲被父亲家暴后浑身是血的场景，但叙述者却说：“我仍然不清楚我父亲是否真的打过我母亲。”
这种看似矛盾的怀疑，触及了小说的核心：
- 暴力的常态化： 对读者而言，事实是清楚的。这一暴力事件只是多年来被整个家庭和社会常态化的、更微妙暴力的顶点。母亲头发上的血，是个人暴力和政治暴力的双重证据。
- 拒绝父权叙事： 叙述者身为男性，他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对父权继承的拒绝。他拒绝了那个将母亲变得不仅从属而且隐形的父亲叙事。
- 重塑母亲形象： 在意识到自己对母亲一无所知后，他必须“发明”一个母亲，并将她置于故事的中心。
扮演角色：家庭中的社会剧本
人们在家庭中，倾向于遵循主流的文化模式，就像宜家的组装说明书，这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方式。然而，文学的任务是探究人性的深层复杂。
- 社会学层面： 个体为了简化问题，会不自觉地扮演社会预设的角色，这也导致了许多不幸的根源。
- 小说层面： 人比社会学的简化要复杂得多。他们被记忆、幽灵和对爱的需求所困扰。写作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带领我们深入了解这种复杂性。
事实与虚构：在不确定性中重生
叙述者不断强调他的记忆并不可靠，充满了“回顾性的愿望和发明”。这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我们的个性形成于几乎没有记忆的童年，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是个谜。
艺术就像一个探测器，被派去探索我们内在的黑匣子，尽管它揭示的可能纯属虚构。叙述者正处于一个重写所有继承来的故事的过程中，包括他为自己发明的那个版本。不确定性，是他痛苦但又必需的重生之地。
翻译的启示：一则“意大利故事”的普遍性
当读到小说的英文译本时，巴贾尼感到一种“真正的启示”。
这本英文小说，由一位诗人翻译的英文版，才是我真正想写却因语言所限未能写出的那部作品。
他意识到，虽然他用意大利语写作，但他脑海中思考的读者部分是美国读者。这意味着他本能地试图从这个“意大利故事”中提炼出更普遍的东西。这个故事虽然与他的国家息息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关乎其他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