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鹤见俊辅对“都留事件”的评论出发，探讨了自由主义者在缺乏自身政治实现体制时，必须面对的“如何选择盟友”的问题。结合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与青年毛左、托派及女权运动的短暂合作经历，反思了策略性结盟的边界与代价。最终认为，自由主义不应沦为任何一方的附庸，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并非结盟，而是坚持自身原则，夺回被削弱的主体性。
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都留事件
鹤见俊辅对“都留事件”的评论，成为了战后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事件核心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留重人，因与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加拿大外交官诺曼有交往，而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作证。
鹤见俊辅的批评与分析，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自由主义者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
对都留的批评：
- 高估了美国民主体制的“节操”，以为如实陈述便可安然无恙。
- 在压力下未能守住原则，最终提供了三名美国共产党员的名字，缺乏对其他人的保护。
对日本共产党的赞赏：
- 日本共产党在事件中表现出“大度的”政治格局，始终将都留视为美国霸权的受害者，并将批判矛头集中在美国政府。
- 这体现了一种清晰的政治判断：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不是立场不一的受害者。
鹤见认为，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没有找到“自我实现的体制”，因此必须在体制上选择合作伙伴，可以与资本主义合作，也可以与共产主义合作。
现实困境：中国自由主义的结盟尝试
与鹤见基于系统性理由的思考不同，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寻求盟友，更多是出于现实的紧迫性。自2012年以来，自由主义遭遇系统性打击，力量日渐式微，面临被扫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同样不认可现行体制且同样被打压的群体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思路。作者排除了向国家主义投诚的右翼和对体制抱有幻想的传统毛派，将目光投向了几个特定群体：
- 中国的地下教会。
- 具备互联网思维的青年女权行动派。
- 与官僚主义对立的托派。
- 继承“造反派”精神的青年毛左。
作者认为，杨小凯等人的论述打破了对“造反派”的刻板印象，指出其与主导迫害的“老红卫兵”存在区别，甚至有反抗不平等秩序的动机。
短暂的联合：与左翼及女权的合作
2018年前后，一个跨越自由派、女权主义者、青年毛左和托派的运动联合体曾短暂出现。这个联盟的形成，基于一些关键的契机和判断。
- 青年毛左释放的结盟信号： 在“广工读书会八青年事件”中，不仅出现了跨派别声援的联署，被捕青年获释后的声明也大量借用“言论自由”等自由派话语。
- 对共同底线的确认： 通过与青年毛左的对谈，确认了他们并不认同国家主义，这构成了结盟的基础。
- 女权运动的势头： #MeToo运动当时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自由派若置身事外，无异于自我放逐。
- 基于“政治德性”的选择： 作者认为，早期接触的各派行动者，都表现出超越阵营狭隘立场、就事论事的宽容与理性。
这个短暂的联合体在陶崇园案件、日弘汽车厂事件等议题上相互声援，形成合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合作的代价：文化霸权与“对运动的忠诚”
联盟是短暂的，其瓦解也暴露了深层问题。在合作中，女权主义借助#MeToo运动的势头，逐渐在少数派内部形成了文化霸权。
所谓文化霸权，即一种意识形态宣称自己代表真理、正义和进步方向，从而变得难以被质疑。
这种霸权体现在：
- 非对称的合作要求： 女权主义者常常要求其他派别出于纯粹道义支持自己，并全盘接受其思想。而她们对自由主义等其他理念的支持，却可能是策略性或有条件的。
- 改造盟友的倾向： 要求其他泛进步群体改造自身纲领，将女权主义置于核心位置，这无异于将盟友变为自己的“党支部”。
- 跨意识形态的纪律约束： 提出“对运动的忠诚”这一说法，要求其他派别即便不认同也要支持当下正引领运动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压制内部质疑的“革命纪律”。
作者指出，这种“对运动的忠诚”曾两次出现在社运中：一次是佳士运动，另一次则是部分女权主义者的主张。
个人代价与反思
作者坦陈，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尤其是对#MeToo案件的参与，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 来自体制的压力： 因参与相关案件的组织和声援，被有关部门约谈和警告。
- 来自盟友的攻击： 因一个男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帮助推进案件时，反遭女权阵营部分人的攻击，认为其“出风头”。
- 来自公众的辱骂： 遭到刘强东支持者的大量网络暴力。
- 被标签化的困境： 一旦被贴上“#MeToo无条件支持者”的标签，便很难再对一些存在疑点的案件提出质疑，否则就会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这段经历让作者深刻体会到，所谓的结盟并非简单的互惠，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利益、权力和身份的博弈。
结论：夺回自由主义的主体性
回看这段结盟历程，可以发现它并未逆转自由主义的颓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女权主义的附庸。女权运动本身对政体态度中立的特性，使其容易被国家力量部分收编和利用，从而间接规训其他少数派。
因此，对于当下的自由主义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已不再是寻找盟友。
最重要的，毋宁说是夺回自由主义本身的主体性。
这意味着：
- 忠于自身原则： 忠诚的对象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而非某个暂时的“运动”或盟友。
- 划清界限： 与昔日盟友在理念上分道扬镳，并非背叛原则，而是捍卫原则的必要之举。
- 重新辨析： 对当初那些出于结盟礼节而避而不谈的问题，进行彻底的、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重新审视和辨析。这才是夺回主体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