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左翼在历史上曾有效利用国家的建国理念来推动社会进步，例如废奴、劳工和民权运动。然而，自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进步人士开始将美国视为一个建立在征服与剥削之上的压迫性国家，从而放弃了这种“建设性的爱国主义”。这种反爱国的立场削弱了左翼争取大众支持的能力，而真正有效的政治路径应当是重新拥抱一种承认历史罪责、同时致力于推动国家更接近其平等与正义理想的爱国主义。
左翼爱国主义的悠久传统
尽管独立战争在道德上存在模糊性，但《独立宣言》所宣扬的平等与自由理念，为后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为了美国人，更是写给“全世界”看的，它确立了政府应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众多改革者和激进派正是借助这些建国理念来推动社会变革：
- 废奴运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852年称赞宪法是“一份光荣的自由文件”。
- 劳工运动：在镀金时代，劳工领袖们致力于让工人在工作中也拥有与投票时同等的发言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 民权运动：W.E.B. 杜波依斯和艾达·威尔斯揭露了吉姆·克劳法案的暴力，因为它阻碍了重建修正案所承诺的平等。
- 社会主义者的辩护：1895年，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在出狱后宣称，他抗议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对宪公然的侵犯”。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左翼爱国主义达到顶峰。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到共产党人，都曾将自己的事业包裹在星条旗的言辞和象征之中。罗斯福将反对他的企业巨头称为“经济上的保皇派”，并呼吁普通人像当年的“民兵”一样起来反抗这种“专制”。
在他被暗杀前的最后一晚，马丁·路德·金博士引用了第一修正案作为所有社会运动的基石：“我曾在某处读到集会自由。我曾在某处读到言论自由。我曾在某处读到新闻自由。我曾在某处读到，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有权为正义而抗议。”
这些进步人士都依赖于国家的建国理想来赋权于民，从而建立能够减少或消除不平等的运动。
从认同到疏离的转折
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出于对制度性种族主义和越南战争的愤怒，年轻的激进分子开始认为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都是虚假的。他们更认同马尔科姆·X的观点：
我是通过受害者的眼睛看美国。我没有看到任何美国梦；我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噩梦。
霍华德·津恩于1981年出版的《美国人民的历史》更是用一种尖锐的反爱国主义视角来审视历史。在他看来，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普通人不断挣扎却总是被一小撮贪婪的统治者击败的故事。
- 独立战争：被描绘成一个旨在巩固新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巧妙设计。
- 南北战争：被视为另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利用反对奴隶制的“道德十字军”光环来削弱阶级矛盾。
到20世纪末，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达成共识，认为赞美美国的理想就是否认其建立在原住民、被奴役的非洲人和贫穷移民血肉之上的残酷真相。他们开始将美国视为一个“定居殖民”国家，其扩张的野心只在军事上受挫时才会停止。
反爱国主义的政治代价
这种立场虽然在左翼内部获得了支持，但如果想要执政，就必须赢得那些热爱国家但同时认为国家需要改变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完全否定国家的做法，使左翼难以争取到更广泛的民意。
已故的新左派领袖托德·吉特林在9/11事件后写道：
是时候展现互助的爱国主义了，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展示或自我祝贺。是时候缩小我们所爱的国家与我们同样所爱的正义之间的差距了。是时候让真正的美国站起来了。
仅仅提出反对性的口号（如“不要国王”）不足以说服那些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美国人。左翼需要一个积极的愿景，一个关于未来而非过去的伟大愿景。
回归“建设性爱国主义”的必要性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为内战中指挥黑人团并战死的白人军官罗伯特·古尔德·肖致敬。他所倡导的正是一种充满活力、希望和同理心的爱国主义。
一个国家最致命的敌人不是其外部的敌人；他们总是居住在其境内。文明始终需要从这些内部敌人手中被拯救。最受祝福的国家是那些依靠其人民的公民智慧，日复一日地通过没有外部浮华的行为来拯救国家的国家：通过理智的言论、写作和投票；通过迅速打击腐败；通过党派间的良好风度；通过人民在看到真正的领袖时能够识别他们，并选择他们而不是狂热的党徒或空洞的骗子。
一个拒绝这种爱国主义的左翼，是一个“永远无法赢得这个国家的支持”的左翼。承认国家的缺点，并以其最崇高的理想为指引去修正它们，这才是通往更公平、更正义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