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对玛莎·努斯鲍姆关于歌剧与政治自由著作的评论，肯定了其深厚的知识背景，但主要批评其为了迎合自身的政治社会议程，而牺牲了对歌剧作品本身的客观理解。评论通过分析其对《唐·乔万尼》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作品的狭隘解读，并指出歌剧本身常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保守主义联系更紧密，而非天然地等同于自由主义，从而论证了努斯鲍姆的观点存在局限性。
政治立场先于艺术理解
总的来说，这本书非常出色，展现了作者在歌剧、哲学和历史方面的深厚学识。努斯鲍姆探讨了莫扎特、威尔第、贝多芬、布里顿和约翰·亚当斯等人的重要作品。然而，一个核心问题贯穿始终：努斯鲍姆似乎将她对歌剧的理解置于其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议程之下。
尽管每个具体的反对意见看似是小问题，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即作者的个人立场削弱了对艺术的把握。
对具体作品的狭隘解读
努斯鲍姆对一些经典歌剧的解读显得尤为僵化，这集中体现在她对浪漫主义的普遍怀疑上。
《唐·乔万尼》 (Don Giovanni): 她认为这是一部“问题歌剧”，无法承认女性可能真的被唐·乔万尼本人吸引。相反，她坚持认为是女性悲惨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她们与唐·乔万尼的关系。这被认为是“对作品的严重僵化误解”，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评论以及普通观众的感受相悖。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Tristan und Isolde): 努斯鲍姆对浪漫主义的排斥使她对瓦格纳的这部作品极为反感，她评价道：“我认为《特里斯坦》是一部乏味的歌剧，其中关于爱的观点——全是无法满足的渴望而没有相互回应——是幼稚和无聊的。” 评论者认为，这种评价并未准确理解剧本或其中的爱情关系。
歌剧：超越自由主义的复杂性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视角，可以补充阅读韦恩·科斯滕鲍姆的著作。科斯滕鲍姆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歌剧的本质在于“过度”。
歌剧的声音超越了日常言语：它太响亮、太程式化、太肉体化、太人为、太情绪化。这种过度使其具有政治性，因为它打破了克制、男性自我控制、现实主义和“得体”社会身份的规范。歌剧为那些体面文化常要求人们——尤其是酷儿群体——隐藏的东西赋予了形式：渴望、歇斯底里、戏剧性、羞耻、魅力、悲伤、幻想和欲望……在这里，身份是不稳定的、戏剧化的、被媒介化的和过度的。
这种观点表明，歌剧的本质是偏离严格的古典原则，其复杂性使其难以被简单地归入自由主义或任何固定的政治框架。
被忽视的保守与民族主义倾向
努斯鲍姆的分析忽略了歌剧史上重要的非自由主义元素。
贝多芬： 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终极目标”感和将“完全的社群融合”视为最终善的暗示，带有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色彩。纳粹也曾上演《费黛里奥》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其音乐中存在可以被不同政治立场利用的元素。
被忽略的作曲家： 书中很少提及罗西尼，但他却是莫扎特传统的继承者和歌剧精髓的代表，同时也是法国复辟王朝的支持者。甚至威尔第也是一位保守的君主主义者。
歌剧与民族主义： 19世纪的歌剧与政治的联系远比努斯鲍姆所呈现的要复杂。马志尼曾著书认为歌剧最主要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而奥柏的歌剧《波尔蒂契的哑女》在1830年直接引发了比利时的民族主义起义。
总而言之，努斯鲍姆过于关注自己的“分类冲动”，而不够关注歌剧音乐本身如何持续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这本书之所以引人深思，恰恰因为它不敢追随音乐及其主要创造者们真正引领我们前往的、更为复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