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惠特曼借助当时流行的伪科学——颅相学，为自己激进的情感和诗歌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尽管颅相学被用来论证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偏见，惠特曼却从中提取了“依恋性”（adhesiveness）等术语，用以探索和表达同性之间的“同志之爱”，最终将其融入《草叶集》的创作中。这揭示了语言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提醒我们，今天被我们视为科学的信念，在未来也可能被审视和批判。
伪科学的“捷径”
颅相学承诺一种了解他人品格的捷径，就像占星术一样，无需真正去了解一个人。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美国非常流行，人们渴望快速找到答案。
- 颅相学的流行： 颅相学读相的招牌遍布街头，一些雇主甚至要求求职者提供颅相学报告。
- 科学的滥用： 与此同时，法国解剖学家保罗·布罗卡等人利用“颅骨测量学”来论证他们的偏见。他们通过测量头骨大小来构建一个价值等级体系：男性优于女性，白人优于黑人。
- 偏见的确认： 他们的“科学”并非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为了证实自己已有的世界模型。这种做法为后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种族科学”和优生学奠定了基础。
我对爱因斯坦大脑的重量和褶皱不那么感兴趣，我更关注的是，几乎可以肯定，有同等才华的人在棉花田和血汗工厂里生死轮回。
历史的回响
我们倾向于将祖先的荒谬观念视为进化过程中的“化石”，但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 大脑并未进化： 人类的认知能力在几千年里没有显著进化，这意味着我们和祖先拥有同样的大脑。
- 文化决定观念： 那些荒谬的想法并非源于智力缺陷，而是源于文化环境的塑造。
- 未来的审视： 这也意味着，我们今天许多深信不疑的观念，将来很可能也会被后人视为荒谬和充满偏见的。
寻找身体与灵魂的语言
对于惠特曼而言，颅相学提供了一座连接身体与灵魂的桥梁。在那个时代，他努力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而颅相学似乎为心智提供了一种组织原则。
在那个“gay”意味着“快乐”，“queer”意味着“奇怪”的时代，惠特曼在颅相学的奇异世界里，找到了为自己天性命名的语言。
- 亲爱性 (Amativeness): 被定义为异性之间“相互的依恋与爱”。
- 依恋性 (Adhesiveness): 指“建立依恋关系的敏感性”，尤其指与同性之间的情感联系。
惠特曼认为自己的性格主要由“依恋性”主导，并曾在诗中高呼：“哦，依恋性！我生命的脉搏！”
从个人挣扎到公共诗篇
最初，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写道：“我内在有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在我体内。” 这种模糊的感受，源于他缺乏描述它的语言。
通过颅相学的词汇，他得以命名那“被压抑的、作痛的河流”。
- “Calamus”组诗： 在《草叶集》的后续版本中，惠特曼创作了“Calamus”组诗，这是他最坦率的情爱诗歌系列，其中充满了对“同志之爱”的颂扬。
- 重塑语言： 他将自己对“依恋性”的私人挣扎，转化为一种公开的祝福，宣告这种情感的神圣性。
- 超越时代的爱： 他在诗中宣告了一种全新的关系：“我是新的丈夫，我也是同志。”
惠特曼从一门伪科学的语言中，雕琢出了一套表达个人基本真理的新词汇。他利用这些词语来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并最终想象出一种全新的、包容的爱。
我宣告依恋性，我说它将是无限的，不受束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