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通过音乐，特别是在《女人皆如此》和《唐璜》等歌剧中，巧妙地制造了道德的复杂性。他运用旋律和配器，让音乐所传达的情感常常与歌词文本相悖，从而产生深刻的反讽。这种手法迫使观众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欲望、挣扎和矛盾，使得简单的道德评判变得不可能。这种创作方式与亚当·斯密关于“同情”和“旁观者”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最终的结论是，莫扎特并非在为角色辩护，而是通过让观众亲身体验人性的复杂，来展现一种既美丽又残酷的艺术力量。
美丽与残酷的反讽
在莫扎特的歌剧《女人皆如此》中，女主角费奥迪丽姬演唱了一首咏叹调，为自己即将发生的背叛行为请求宽恕。她当时的处境是：未婚夫远赴战场，而一个迷人的陌生人正对她展开追求。
以慈悲之名，亲爱的，请原谅 我这颗多情灵魂的过错。 … 你对我的信任，我爱的人， 本应得到更好的回报。
莫扎特为这段歌词配上了极其温柔、优雅且充满宿命感的音乐，使费奥迪丽姬在这一刻显得无比真诚，值得同情。
然而，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下，潜藏着一股残酷的反讽。在管弦乐伴奏中，两支圆号的独奏闯入了费奥迪丽姬的旋律。在18世纪，观众会立刻识别出，这种圆号声是象征着“戴绿帽子”的音乐符号，暗指丈夫被不忠的妻子背叛。
这种处理方式粉碎了角色真挚的忏悔，并带来了尖锐的戏剧张力：
- 莫扎特可能只是在描绘一个既痛苦又有罪的角色。
- 他也可能在悄悄地嘲弄她，暗示剧情很快会把她推向不忠。
- 他甚至可能在嘲弄观众的同情心，提醒我们，我们所喜爱的角色终究只是艺术家手中的木偶。
同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
这种在同情与判断、温柔与不安之间的拉扯感，是莫扎特歌剧的一个普遍特征。他并非简单地让我们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同情”，而是采用了18世纪哲学家亚当·斯密所探讨的、更严谨的“同情”概念。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将“同情”定义为一种想象力，通过它我们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
我们仿佛进入了他人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成为同一个人。
斯密还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形象，作为我们内心良知的代表。莫扎特的歌剧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听众视为这样的“同情旁观者”。他不是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而是迫使我们与角色一同感受，并独自面对这种体验所揭示的道德困惑。
打破歌剧传统
在莫扎特之前，歌剧通常处理神话或历史题材，情节围绕统治者面临的品格考验，并最终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收场。作曲家的任务是作为道德监护人，用音乐引导观众得出正确的结论。
莫扎特虽然在这种传统中成长，但他逐渐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从《费加罗的婚礼》开始，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
- 用音乐对歌词进行反讽评论，创造出丰富的表达空间。
- 通过让音乐讲述一个与文本表面含义不同的故事，将角色和听众置于道德模糊的境地。
- 悬置明确的解决方案，让矛盾持续存在。
音乐揭示了语言未说的
在歌剧《唐璜》中，著名的诱惑二重唱《我们将在那里牵手》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唐璜试图引诱刚结婚的农家女泽琳娜。泽琳娜的歌词表达了她的犹豫：
我又想去又不想去， 我的心在微微颤抖。 …但他事后可能会欺骗我。
尽管歌词充满了不确定，但泽琳娜的演唱却完全采用了唐璜那段极具诱惑力的旋律。
音乐告诉了我们角色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在表面的矛盾之下，泽琳娜早已被唐璜的魅力所吸引，并决定跟随他。
这种处理不仅赋予了角色心理深度，也使听众的道德体验变得复杂。我们知道唐璜是掠夺者，但音乐呈现的却是一场温柔的交流。当二重唱结束时，我们甚至可能会对自己更好的判断产生一丝失望，感觉自己成为了唐璜的同谋。
进入角色的内心
莫扎特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强大的戏剧家，部分原因在于他能够完全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他在一封信中描述为反派角色创作一首愤怒咏叹调时，曾这样解释：
激情，无论是否猛烈，绝不能表现到令人厌恶的程度；音乐，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也绝不能冒犯耳朵，而必须取悦听者，换句话说，音乐永远不能停止作为音乐。
这意味着，即使是反派，也必须拥有能将听众带入其视角的音乐。莫扎特的目的不是美化邪恶，而是认为音乐的根本目的在于投射一个完整的心理世界，让听众能够跟随角色的决策和思考过程。
他曾建议一位扮演仙女座的歌手：“认真地将自己置于仙女座的状态和处境中！……想象你真的就是那个人。”
莫扎特的音乐表明，他自己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他不像其他作曲家那样从权威的角度评判角色，而是展现每个角色的视角。他让笔下的人物充分表达他们的欲望，然后把道德判断的工作留给了我们自己，同时又确保我们无法从安全的距离去思考这些棘手的问题。无论圆号声是在嘲笑费奥迪丽姬还是在为她哀悼，莫扎特都在挑战我们自己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