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批判了一股在科技精英中兴起的“AI继承者”思潮，即认为人工智能应超越甚至取代人类。这种观点将 AI 的主导地位包装成宇宙演化的必然，其内核混合了目的论、优生学和等级化思维。作为回应，文章呼吁建立一种适应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这种新的人文主义拒绝用虚无的“宇宙视角”来否定人类的价值，而是主张从人的立场出发，通过民主、渐进且尊重多样性的方式来发展技术，其核心目标是优先保障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共同繁荣，而不是将未来盲目地交给 AI 或所谓的“更高形态”的存在。
“AI 继承者”的崛起
在一场名为“值得尊敬的继承者”的研讨会上，主流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工具，而是人类理所应当的继承者——宇宙演化的下一步。与会者来自谷歌 DeepMind、Anthropic 等顶级 AI 实验室及政府智库。他们认为，由于 AI 可能成为道德上更优越的存在，试图限制它们或强迫其符合人类价值观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应该主动迎接 AI 的到来，并将世界交给它们，即便这意味着人类的灭绝。
这一思潮在科技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 “物种主义”指责： 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曾指责埃隆·马斯克持有“物种主义”观点，因为马斯克不同意让数字心智接管世界。
- 有效加速主义 (e/acc)： 这一运动将其描述为一种“元宗教”，认为宇宙的驱动力是朝向更高智能系统发展。人类的责任就是尽快开发先进 AI，即便以牺牲人类为代价。其创始人写道：“e/acc 对生物基质没有特别的忠诚。”
- 科技领袖的支持： 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里森、Y Combinator 的 CEO 陈嘉兴以及 OpenAI 的 CEO 萨姆·奥特曼都对此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在研讨会上，组织者丹·法盖拉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意识的火焰是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而 AI 能比人类更好地承载和传播这团火焰，我们是否应该让位？
意识的火焰……是宇宙中最稀有和最珍贵的东西。人类目前是承载这团火焰的火炬，但如果我们最终不是最佳载体怎么办？
这种观点背后存在多种派别，包括希望通过技术升级人类的超人类主义者 (transhumanists)，以及希望创造完全超越人类后代的后人类主义者 (posthumanists)。一位生物学家在会上兴奋地表示，我们应该让 AI 决定如何将人类与机器融合，并“放开缰绳”，让 AI 控制自身的进化——最终也控制我们的进化。他承认，这一过程只会让“一小部分人”过渡到下一阶段。
继承者思潮背后的宗教根源
这种看似前沿的科技观点，实际上深深植根于古老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它将一种精神追求伪装成了世俗和科学的论调。
- 中世纪的救赎技术： 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技术是恢复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完美状态的途径。他们将人类视为创造者，认为技术进步等同于道德进步。
- 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 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提出，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自由选择成为“野兽”或“天使”。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魔法”等技术改变自身天性，向上攀登。
- 启蒙运动的世俗化： 启蒙思想家将这种“神圣提升”的概念世俗化，代之以“无限进步”和“人类的可臻完美性”。理性被视为达到最佳状态的唯一途径。
这一思想脉络延续至今，从俄罗斯宇宙主义到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再到当代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他们都主张通过技术推动人类进化。库兹韦尔预测的人机智能融合，深刻影响了马斯克等硅谷领袖。
我们让你成为一个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凡人也非神灵的造物，以便你可以凭借选择的自由和荣誉，作为自己存在的自由而骄傲的塑造者，将自己塑造成你可能喜欢的任何形式。 ——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然而，这种思想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后现代世界，宇宙并没有为我们指明方向。我们应该朝向更高的智慧、寿命、创造力还是善良进化？
继承者思潮的错误假设
为了解决方向问题，“AI 继承者”们坚持认为宇宙存在一个可被发现的目标 (telos)。他们将自己定位为这一宇宙目标的执行者。
“如果我们可以冒险出去，用生命、爱和思想来激活头顶无数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宇宙带到其完整的尺度；使其配得上我们的敬畏。” —— 托比·奥德，牛津大学未来人类研究所前研究员
这种世界观建立在一系列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
- 宇宙有一个客观的目标 (telos)。
- 我们可以从“宇宙的视角”来确定这个目标。
-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宇宙中，更高级的存在能接触到“更高级的善”。
- 通过观察人类的独特性（如设计能力），可以确定我们在宇宙中的角色。
- 我们应该将这种独特能力发挥到极致，即设计出能够自我设计的 AI。
这些假设充满了逻辑跳跃。例如，即便人类擅长设计，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将设计推向“设计出继承者”的极端。这是一种典型的从“是”（世界是怎样的）到“应该”（我们必须怎样做）的逻辑谬误。人类作为生物，最基本的驱动力是生存，我们没有道德责任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形态”而走向灭绝。
更危险的是，这种等级化和“优胜劣汰”的思维很容易滑向优生学。AI 科学家理查德·萨顿在一次对话中直言不讳：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聪明人应该战胜笨人，而笨人应该对此表示接受呢。我认为笨人应该接受这一点！”
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群体或物种为了某个“更大的善”而默许被淘汰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优生学思想的核心，必须被彻底拒绝。
迈向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
要对抗“AI 继承者”思潮，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应对21世纪挑战的新人文主义。它必须修正旧人文主义中的缺陷，并提供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未来愿景。
对旧人文主义的关键更新：
- 放弃目的论： 承认我们不知道宇宙的最终命运，因此我们应该保持生活方式的多元可能性，而不是强加一个单一的愿景。
- 警惕“完美化”： 任何试图“完善”人类的努力都可能压缩我们认为合法的生存方式，并滑向优生学。我们应采纳那些扩展而非收缩生活方式范围的技术。
- 拥抱“多样智能”： 放弃将人类置于顶端的物种等级制度，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适应其环境的智能形式。
- 坚持人的视角： 我们没有必要从“宇宙的视角”看问题。从人类的视角出发是完全合理的，同时承认我们是众多重要物种中的一员。
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曾回应“物种主义”的指责：
这些行为和态度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人类对我们自己更重要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几乎不令人意外。
换言之，关心人类的存续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我们就是人类。你不需要在一个更高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生存欲望辩护。道德根植于我们作为社会性、脆弱且相互依赖的动物的具体存在形式中，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普遍的准则。
一个更可取的未来
一个21世纪的人文主义，意味着首先要提升地球上所有人的福祉。在决定如何利用技术改造或不改造我们自身时，应以促进人类、我们所依赖的跨物种社区和地球系统的繁荣为首要标准。
- 民主与渐进： 技术变革应以民主方式进行，通过渐进的、小步快跑的方式推进，以便随时修正方向。我们需要保障少数群体的偏好不被“多数人的暴政”所挤压。
- 选择而非义务： 我们没有义务创造新的物种来取代自己。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选择，即是否以及何时邀请新物种加入我们。
- 赋权而非取代： 我们的技术应该赋能我们生存、繁荣并做出自己的选择。任何削弱我们、取代我们，或告诉我们需要被某个“神”或“AI”拯救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倒退。
真正的勇气不是将未来交给一个不确定的“继承者”，而是勇敢地承担起自我拯救的责任，亲手塑造我们想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