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報導探討了巴勒斯坦在土地與歷史檔案被以色列掠奪後，兩位導演如何透過影像創作進行文化抵抗。面對「文化滅絕」的威脅，阿賈法里與法魯奇等影像工作者，在歷史記錄缺失的困境下，利用個人記憶、家族故事和再創作，試圖拼湊出被抹除的民族記憶，將電影轉化為證明自身存在、反抗遺忘的行動。
在故土成為異鄉人
巴勒斯坦導演阿賈法里出生在一棟位於拉姆拉、沒有屋頂的房子裡。這棟房子在 1948 年第一次以阿戰爭中被以色列強占，原屋主逃亡，阿賈法里的家族雖留下，卻被驅逐至此。以色列政府長年禁止他們蓋上屋頂，這棟未完工的建築也因此成為巴勒斯坦歷史悲劇的縮影。
1948 年的「大災難」（Nakba）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人的命運。約 75 萬人被迫離開家園，留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則成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了少數族群。
我總帶著一種感覺，就像是在自己國家裡變成了移民。
這種「祖國的異鄉人」的處境，促使阿賈法里透過影像尋求表達。他前往德國學習電影，最終成為一個心懷故土的流亡者。他那一代的父母，因經歷了失去國家的創傷，內心充滿恐懼，總是告誡孩子：“做什麼都可以，但就是不要碰政治。” 這種沉默反而激發了阿賈法里去探尋真相的決心。
- 創傷的世代： 父母輩因被驅逐的記憶而充滿恐懼，極力避免子女涉入政治。
- 反向的刺激： 長輩的隱瞞與保守，讓年輕一代更渴望解開歷史謎團，甚至變得更加激進。
- 個人的代價： 阿賈法里在 17 歲時因加入巴勒斯坦組織被捕入獄，這段經歷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巨大創傷。
流亡者的沉默與尋根
與阿賈法里不同，生於英國的導演法魯奇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巴勒斯坦意識。他的父親是 1948 年的流亡者後代，為了融入新社會而選擇遺忘過去，宣稱自己來自埃及。家族中存在一種因未能戰鬥而留下的羞恥感與沉默。
我的創作充滿破碎的敘事，因為我們（巴勒斯坦人）的敘事本來就是破裂，地圖同樣四分五裂。
直到成年後，法魯奇才開始回頭尋找自己的根。他根據家族傳說，找到了祖輩在巴勒斯坦建造的別墅，卻震驚地發現它已被以色列政府占用，並改造成了機密性的生物研究所。
- 尋根之旅： 法魯奇偽裝成建築系學生，試圖探訪被占用的祖宅。
- 殘酷的真相： 最終在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的官網上，看到了成為其總部的自家別墅照片。
- 行動的開端： 這段經歷促使他成為一名倡議者，發起行動反對為以色列提供監控與武器技術的軍火商「埃爾比特系統」。
法魯奇認為，電影創作的本質，就是用想像力去填補真實中缺失的片段。
我想，這就是我對電影著迷的原因，因為電影做的是完全一樣的事。特別是紀錄片，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用想像力來填補缺失的真實片段的實踐。
檔案掠奪：一場記憶的劫難
伴隨軍事佔領的，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檔案系統性的掠奪，歷史學家將其指控為「文化滅絕」。這場記憶的劫難在 1982 年黎巴嫩戰爭期間達到頂峰，以色列軍隊洗劫了位於貝魯特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奪走了數十年積累的電影、地圖與歷史文獻。
雖然以色列軍隊持有這些檔案已是廣為人知，但這項竊盜行為從未被正式承認，原始檔案也從未被找回。
這些被掠奪的影像時常出現在以色列的紀錄片中，法魯奇形容，看到這些畫面的感覺就像在看一場「人質影片」——既是「影片還活著」的證明，也是「愛人仍被囚禁」的提醒。
阿賈法里則將這些被占領的影像素材視為需要被解放的對象。他透過「破壞」式的創作，塗抹以色列的文字說明，重新剪輯，將影像反轉過來對抗其原有的敘事，創造一部講述巴勒斯坦歷史的電影。他將這套方法稱為「被剝奪者的攝影機」。
文化抵抗：以影像反擊抹除
面對持續的文化摧毀，巴勒斯坦影像工作者的角色就是創造新的文化來進行挑戰。阿賈法里在 2025 年重新發現了自己於 2001 年在加薩拍攝的錄影帶。在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大規模抹除的時刻，這些影像的重現對他而言是一種「生命的訊號」。
為了避免對記憶造成「二次抹除」，他選擇不對影片進行任何剪輯，完整保留了當時的畫面，完成了紀錄片《與哈桑在加薩》。
任何剪接、任何刪除，都會成為第二次的抹除。而我不想那樣做。畫面中的每一秒、每一格，都是對抗抹除、為巴勒斯坦人民存在而留下的生命訊號。
一位來自加薩的年輕藝術家告訴阿賈法里，他們每個人都是「行走的檔案」，散落在世界各地，透過講述親身經歷來證明自身的存在。
最終，文化抵抗不僅是為了保存記憶，更是為了激勵更多人去反抗。電影工作者的志業，就是創造一種能賦予人們抵抗勇氣的敘事，持續向世界證明：「我們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