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煤炭和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衰落，曾作为工党政治基石的“劳工主义”传统已经瓦解。这种植根于工会和社区的政治认同，因其赖以生存的产业消失而失去根基，导致许多前工业区工人阶级选民转向改革党。文章认为，简单的怀旧无法重建昔日的政治联盟，出路在于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改革主义”：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地方经济和技能体系、推动权力下放，并重新重视建筑与公共空间之美，为后工业地区创造有尊严的工作和稳固的社区归属感。
“劳工主义”的辉煌与消亡
英国的政治曾深受“劳工主义”（labourism）的影响，这是一种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为基础，并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的政治形态。从杜伦（Durham）到巴恩斯利（Barnsley），宏伟的矿工大厅不仅是建筑，更是工人阶级自豪感和组织能力的象征。
- 一种完整的社会世界： “劳工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矿井或钢厂提供工作，而工会、合作社和教堂则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 制度网络的瓦解： 随着矿井和工厂的关闭，维持“劳工主义”的制度网络和社区忠诚也随之瓦解。当工作场所这个核心消失后，紧密的社区生活网络也开始变得稀疏。
- 文化的断裂： 工党逐渐与都市的、进步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加速了它与其传统支持者的疏远。在移民、福利和净零排放等问题上的立场，使其与那些感到工资受损、制度被滥用、产业被掏空的工人阶级渐行渐远。
“劳工主义”源于并代表了工业工人阶级，而现代工党则两者皆非。
当对去工业化和矿工大罢工的记忆逐渐淡去，工党与后工业城镇之间的文化联系也随之减弱。曾经充满活力的集体身份象征，如矿工节（Miners’ Gala），如今更像是供人怀旧的“遗产旅游”。
寻求新的政治认同
2016年的脱欧公投和2019年的大选，反映了工人阶级选民的普遍失望，但无论是脱欧还是保守党“升级”地区的承诺，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经济困境。
- 保守党的失败： 他们过于拘泥于经济正统，未能真正深入这些新的选区，只是将其视为临时的选举资产。
- 移民问题的影响： 创纪录的净移民加剧了这些社区的怨气，因为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大规模移民对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
- 工党回归的虚饰： 尽管2024年的选举似乎让工党夺回了部分失地，但地方选举的结果表明，这种回归是空洞的。改革党在巴恩斯利等地的崛起，填补了“劳工主义”崩溃后留下的真空。
“改革主义”：一种以地方为中心的未来
要填补这一空白，需要一种新的、植根于社区的政治学说，可以称之为“改革主义”。它不能仅靠言辞，而需要耐心地重建地方经济，为人们创造有根基、有尊严的工作。
重视美学与公民自豪感
昔日的矿工大厅以其优雅和庄严，本能地激发了公民的自豪感。建筑的品质传达了一个社区被重视的程度。
优雅的建筑不是一种审美上的放纵，而是一种公民尊重。
相比之下，后工业时代的再生建筑——如零售公园和千篇一律的市政中心——加剧而非逆转了去工业化带来的士气低落。新的地方政治必须认真对待美。
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
过去几十年的政策主要关注如何分配增长的成果，而非增长发生在哪里。一种持久的替代方案必须强调再工业化和在衰落地区建立更强大的私营部门。
- 从再分配转向再生产： 重点应放在重建生产能力，支持能够维持当地就业的企业，并鼓励资本投资于历来被忽视的地区。
- 现有案例的启示：
- 南约克郡： 基于幸存的金属加工技能发展出先进制造业。
- 桑德兰： 日产工厂带动了广泛的供应链。
- 普雷斯顿： 通过本地采购和合作社让价值在当地循环。
- 德国鲁尔区： 通过对技能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实现转型。
战略需要与权力下放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生产基地空心化和供应链脆弱的风险。重建国内生产能力不仅是经济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
这要求采取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更重视国内技能、培训和生产力，而不是依赖进口的低成本劳动力。同时，权力需要从中心下放，让地方经济在技能、投资和规划方面拥有更大控制权。
让后工业城镇拥有设定自身增长条件的自由，而不是等待伦敦设计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一条真正激进且必要的道路。
最终，一个拥有强大地方机构和紧张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后工业社区，将不再是中央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它们将拥有数十年来威斯敏斯特不必面对的政治力量。经济上的理由是明确的，但政治阶层是否真的想要一个这样的世界，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