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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机器人之父”

这篇内容回顾了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的职业生涯,揭示了中国早期人工智能(AI)的发展并非源于今天的软件和聊天机器人,而是深深植根于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工厂自动化需求。文章通过讲述蒋新松在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屡遭打压却又因其专业技能被国家需要、最终推动机器人技术纳入国家战略(如863计划)的经历,阐明了中国科技发展与政治环境之间长期存在的 相互塑造、相互牵制 的复杂关系。

东北的起点

蒋新松的职业生涯与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紧密相连。他并非一开始就身处此地,而是命运多舛的结果。

  • 早年经历: 蒋新松于195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随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参与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存储器设计。他曾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
  • 政治打击: 1957年,因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提出改革建议,他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遭受打击并被下放劳动。
  • 国家需要: 尽管政治上受挫,但由于其专业技能对国家工业化至关重要,他于1958年被召回从事工业自动化研究。1965年,他被调往辽宁,投身于鞍山钢铁公司的自动化改造工作。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私家车拥有率不足千分之一。但在1993年,一辆由计算机程序引导的车辆出现在沈阳一家汽车厂的车间里。这是中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同类产品——“先锋1号”。此前,该工厂依赖美国制造的自动导引车,但美国在1991年收紧了出口管制。工厂转而求助于由蒋新松领导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在“文革”中构想AI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中国的科研活动几乎停滞。蒋新松再次因其“右派”历史受到冲击,但他又一次因为其无可替代的专业技能而被需要。

  • 夹缝中求生: 在“文革”初期,他遭受批斗,但很快又被召回鞍钢,负责维护当时中国唯一一台可逆式冷轧机。这份工作使他免受了后续更激烈的政治风暴。
  • 萌生新思想: 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蒋新松与同事们开始接触和讨论国外关于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他们所理解的“AI”,与今天的软件概念完全不同,而是专注于用算法操作生产设备
  • 首次政策建议: 1972年,蒋新松与同事吴继显、谈大龙共同起草了 《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的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AI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应投资自动化技术。然而,这一超前构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未能成功,甚至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人工智能被批判为“唯心主义伪科学”。

我们必须反对邓小平……在批判“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各种反动思想潮流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从工程师到战略家

随着毛泽东逝世和“文革”结束,中国的科研环境开始恢复正常。蒋新松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回归工作岗位,他本人的角色也从一名工程师转变为影响国家科技政策的战略家。

  • 走向世界: 1979年,蒋新松首次出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他不仅关注技术,更深入研究了日本在科研、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
  • 成为“科学家-战略家”: 经历多年政治风波的科学家们,学会了如何在体制内推动自己的事业。他们既真诚地希望用科学报国,也懂得如何运用政治语言来争取支持。蒋新松开始持续不断地为自动化研究的产业政策建言献策。
  • 关键成果: 1982年,蒋新松的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示教再现机械手”(SZJ-1型)。他还预见到,尽管当时中国劳动力廉价,但长远来看,自动化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并能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推动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面对全球科技竞赛的压力,中国启动了著名的863计划。蒋新松凭借其深厚的积累和远见,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 机遇降临: 1986年,四位科学家直接致信邓小平,建议国家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的投入。邓小平迅速批准,促成了863计划的诞生。
  • 执掌自动化领域: 蒋新松被任命为863计划七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负责自动化领域,包括计算机集成制造和智能机器人。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和充足资金。
  • 晚年思考: 在职业生涯晚期,他开始担忧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未来,并积极倡导源于美国的 “敏捷制造” 理念,希望通过这种灵活、模块化的生产方式,帮助中国传统工业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蒋新松于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学生曲道奎为纪念他而创立的新松(Siasun)机器人公司日后成为行业巨头。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并非一条直线,而是在政治的束缚与激励之间曲折前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始终是这段复杂历史的一部分。